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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情势变更条款的司法适用

引言

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合同作为交易的基石，其履行常因外部环境变动面临挑战。当合同成立后，客观情况发生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将导致明显不公平或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时，如何平衡双方利益、维护交易公平？《民法典》第533条（以下简称“情势变更条款”）正是应对这一问题的核心规范。该条款自《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26条“移植”并完善而来，首次以立法形式确立了情势变更制度的法律地位，为司法实践处理此类纠纷提供了直接依据。本文将围绕该条款的司法适用展开，从规范基础、争议焦点、典型案例等维度深入分析，探讨如何在实践中准确理解与适用这一制度，以实现合同正义与交易安全的平衡。

一、情势变更条款的规范基础与核心要件

（一）条款的立法演进与规范内容

情势变更制度的立法探索可追溯至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早期司法实践中，面对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期的价格双轨制、政策调整等问题，法院曾通过“情势变更”理念个案裁判，但因缺乏明确法律依据，裁判标准不一。2009年《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26条首次以司法解释形式确立情势变更规则，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然而，该条款因可能冲击“契约严守”原则，在司法实践中一度被谨慎适用。

《民法典》编纂时，吸收司法解释经验并回应实践需求，于第533条明确规定：“合同成立后，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当事人一方明显不公平的，受不利影响的当事人可以与对方重新协商；在合理期限内协商不成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根据公平原则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相较于司法解释，《民法典》条款有三方面完善：一是将“客观情况”限缩为“合同的基础条件”，更精准指向影响合同目的实现的核心要素；二是删除“非不可抗力造成的”表述，明确不可抗力与情势变更可能存在竞合；三是增设“再协商”程序，强调当事人自治优先，体现对契约自由的尊重。

（二）司法适用的核心要件解析

情势变更条款的司法适用需满足严格的构成要件，这是避免制度滥用、维护契约严守原则的关键。结合条文与司法实践，核心要件可归纳为以下四方面：

时间要件：情势变更发生在合同成立后、履行完毕前

情势变更必须发生在合同成立之后，若在合同订立时已存在相关情况，应视为当事人订立合同时已预见或应当预见，属于自担风险范畴。例如，某建设工程合同签订前，当地已发布环境治理政策，但承包人未查阅相关文件，订立合同后因政策要求增加环保设施成本，此时政策变化不构成情势变更。同时，情势变更需发生在合同履行完毕前，若合同已履行完毕，后续发生的变化不影响合同效力。

客观要件：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重大变化

“合同的基础条件”指支撑合同订立与履行的关键因素，通常包括市场环境、政策法规、自然条件等。例如，租赁合同中的“经营场所的可使用性”、买卖合同中的“原材料供应稳定性”等。“重大变化”需达到异常变动程度，如某货物进口合同订立后，进口国突然实施禁止该货物进口的禁令，导致合同目的完全无法实现；或疫情期间，政府要求娱乐场所停业，导致KTV租赁合同的“经营收益”基础彻底动摇。

主观要件：情势变更不可预见且非商业风险

“不可预见”需以一般理性人的认知能力为标准，结合当事人职业、行业经验、合同性质等综合判断。例如，普通商品买卖合同中，当事人对原材料价格波动应有合理预见，但若因国际局势突变导致原材料价格暴涨300%，则超出一般预见范围。“非商业风险”是与情势变更的关键区分点：商业风险是市场交易中正常的、可预见的波动（如季节性价格涨跌、普通市场竞争），当事人需自担风险；而情势变更是异常的、突发的外部变动（如政策禁止、疫情防控），超出商业风险范畴。例如，某餐饮企业因“网红经济”退潮导致客流量下降，属于商业风险；因疫情封控导致门店长期关闭，则属于情势变更。

结果要件：继续履行合同明显不公平

“明显不公平”需达到利益严重失衡程度，而非轻微不利益。例如，买卖合同中，卖方因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利润从10%降至5%，属于商业风险；若利润从10%变为-50%，继续履行将导致卖方严重亏损，则构成明显不公平。判断时需结合合同履行进度、双方成本收益、风险分配约定等因素，避免仅以单方损失认定。

二、司法适用中的争议焦点与裁判逻辑

（一）“不可预见”与“商业风险”的区分难题

实践中，“不可预见”与“商业风险”的界限模糊是适用情势变更条款的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