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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实操项目类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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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应当要求议会议员做出保证吗？

议会议员应该受选民对他的指示约束吗？他应该是表达选民意见的机关呢，还是表达他自己意见的机关呢？应该是选民派往议会的使节呢，还是他们的专职代表，即不仅有权代替他们行动，而且有权代他们判断该做的事情呢？有关代议制ZF中立法者职责的这两种学说都各有其支持者，而且每一种学说都是某些代议制ZF所承认的学说。在荷兰联邦，国会议员是单纯的代表；这学说被贯彻到这样的程度，即当选民训谕中所未规定的重要问题产生时，他们必须把它交回到他们的选民，恰和外交使节对派遣他的ZF所做的一样。在我国和具有代议政体的其他多数国家，falv和习惯承认议会议员可以按照他认为正当的意见投票，不管他的意见和选民的意见有何不同。但是存在着一种不十分确定的相反的看法，这种看法对许多人，甚至议会议员，有相当大的实际作用，往往使他们感到——这和他们希望出名或者关心再次当选无关——在良心上有义务在选民具有确定意见的问题上使自己的行为表达选民的意见而不是表达他们自己的意见。抽象地从实定法和任何特定民族的历史传统来看，关于代表职责的这些看法究竟哪一个是对的呢？

不同于我们迄今所讨论的问题，这不是个上的立法问题，而是可以更恰当地称之为上的道德问题——代议制ZF的伦理学问题。它和制度的关系不大，而是和选民在完成任务上所应当带有的精神品质有关，就选民的道德义务来说和应占主要地位的想法有关，因为，不管代表制是什么，只要选民愿意，就可以把它转变为单纯的代表团。只要选民有不投票和随意投票的自由，就不能防止他们的投票不建立在他们认为适于附加的某种条件之上。他们通过拒绝选举那些不保证遵从他们的意见，或甚至在表决未预见到的任何重要问题以前不同他们商量的人，就能把他们的代表降为单纯的传声筒，或者当他不愿以那种资格行动时在道义上不得不放弃他的议员席位。既然他们有权这样做，的学说就应当假定他们想这样做；因为立宪ZF的原则本身就假定保有政治权力的人将滥用权力来促进他自己的特定目的。不是因为事情总是这样，而是因为这就是事物的自然倾向，防止这种倾向是自由制度的特殊效用。因此，不管我们可能认为选民将他们的议员变为代表是怎样错误，或怎样愚蠢，选举特权的这种滥用既然是自然的而不是不会发生的，就应该按照好像它肯定会发生那样采取预防措施。我们可以希望选民不这样行使选举权；但是代议制ZF必须组织得即使他们那样做，也不让他们做出任何团体都不应当做的事情——为他们自己利益的阶级立法。

如果有人说这个问题只是一个政治道德问题，那也并不减少它的重要性。有关宪政道德的问题，其实际重要性并不亚于有关本身的问题。某些ZF的存在本身，以及使其他ZF能持久存在的一切，都有赖于对宪政道德原则的实际遵守。某些当局所信守的传统观念，限制着它们行使其权力。在不平衡的ZF——纯粹君主制、纯粹贵族制、纯粹民主制——这样一些准则是防止ZF在其特有的倾向方面趋于极端的唯一障碍。在不完全平衡的ZF，虽在对最强大力量的冲动设置上的界限方面作了某些努力，但这种力量强大到至少能暂时不受惩罚地越过这种界限，只有靠得到舆论公认和支持的宪政道德的原则，才多少保持住对中设立的制约和限制的尊重。在保持平衡的ZF中，最高权力是分散的，每个掌握权力的部门在唯一可能的方式上——即用其他权力部门能用于攻击的同样强大的武器武装起来进行防御——不被其他权力部门篡夺权力。这样的ZF只有在所有各方除了受到他方同样极端行为的挑衅外都自行克制不行使极端的权力，才能继续维持下去；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可以说，只有靠对宪政道德原则的尊重，才真正能保持其存在。保证的问题不是和代议制ZF的存在有重大关系的一件事情，但对代议制ZF的有益作用说来是颇为重要的。falv不能为选民规定他们应根据什么原则来进行选择；但是选民认为他们应当根据什么原则来指导他们的选择，则在实际上是有很大不同的。整个重大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他们是否应该把议员遵守选民为他规定的某些意见作为一项条件。

本文的读者一定很清楚，在这件事情上，本文所表明的一般原则将导致什么样的结论。我们从一开始就确认，并且一直记住ZF的两大条件的同等重要性，就是：对于人们即政治权力应当并经常声言为其利益服务的人们的责任，并与此相关联，为了履行ZF职能在最大程度上获得高超智力的好处，必须经过长期的深思熟虑和对该特殊业务的实际锻炼的训练。如果这第二个目的是值得达到的，它就值得付出必要的代价。高超的智力和深邃的研究如果不是有时引导一个人达到不同于缺乏研究的普通智力所做出的结论，它们就无用处了；如果目的是要选出在任何智识方面高于普通选民的代表，就应期待代表有时在意见上和选民的多数有所不同，而且他的意见往往是正确的。由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