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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到实践：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与发展探究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动因

在法治社会的建设进程中，证据规则是刑事诉讼程序的核心要素，其关乎司法公正的实现以及公民权利的保障。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证据规则体系中的关键组成部分，近年来在我国经历了从初步确立到逐步完善的发展历程。

我国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它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在第四十三条对这一规定再次确认，但对于非法取证行为的责任追究以及非法证据的效力未作明确规定。此后，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一条以及199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六十五条，虽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但因内容原则、缺乏明确操作程序，在司法实践中难以有效发挥作用。

随着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现象难以遏制，冤错案件时有发生，如云南杜培武案、河北李久明案、湖北佘祥林案、河南赵作海案等，这些案件均暴露出非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严重危害，引起社会各界对非法证据排除问题的高度关注。为回应社会关切，完善刑事诉讼制度，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出台《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了非法言词证据的内涵和外延，并建立了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和举证责任规则，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具有了一定的可操作性。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正式以法律形式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排除范围、排除原则、排除程序、证明责任、证明标准等问题作了较为全面的规定，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体系。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又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启动难、排除难等问题，进一步细化、补充和完善了相关规定，为司法实践提供了更为明确的指引。

在此背景下，深入研究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有助于从理论层面深入剖析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基础、内涵外延以及与其他证据规则的关系，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我国的刑事证据理论体系；另一方面，通过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立过程、现状、存在问题及完善建议的研究，能够为司法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促进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正确适用，有效遏制非法取证行为，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司法公正和司法公信力，实现刑事诉讼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双重目标。

1.2国内外研究综述

在国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起源于美国，1914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Weeksv.U.S一案中，将违反宪法第四修正案规定之搜索、扣押所取得之证据予以排除，正式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此后，该规则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完善，确立了一系列例外规则，如“善意的例外”“公共安全的例外”等，以平衡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关系。英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主要体现在1984年颁布的《警察与刑事证据法》中，对于通过压迫手段取得的供述予以排除，对于非法取得供述所衍生的“毒树之果”一般不予排除。德国则通过证据使用禁止理论来处理非法证据问题，将证据禁止分为证据取得禁止和证据使用禁止，其中证据使用禁止又区分为自主性证据使用禁止和非自主性证据使用禁止，对于非法取得的证据，法院通常会综合各种因素进行权衡后决定是否排除。

在国内，学者们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研究起步较晚，但近年来随着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逐步确立和完善，相关研究成果日益丰富。学者们主要围绕非法证据的界定、排除范围、证明责任、证明标准、排除程序等方面展开研究。在非法证据的界定上，对非法言词证据和非法实物证据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深入探讨；在排除范围方面，就是否应排除“毒树之果”存在不同观点；对于证明责任，普遍认为应由控方承担证据合法性的证明责任，但对于辩方是否应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存在争议；在证明标准上，对于控方证明证据合法性应达到何种程度也有不同看法；在排除程序上，对庭前会议、庭审调查等程序中非法证据排除的具体操作进行了研究。

然而，国内研究仍存在一些可拓展的方向。在实践案例分析方面，虽然已有一些对个别冤错案件中非法证据排除问题的研究，但缺乏对大量司法实践案例的系统性分析，难以全面准确地把握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际应用中的问题和困境。在规则完善路径上，部分研究多从理论层面提出建议，对如何结合我国司法体制、诉讼文化等实际情况，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完善措施研究不足。此外，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与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等其他刑事诉讼制度的衔接和协调研究还不够深入。

1.3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本文主要采用以下研究方法：一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