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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探望权制度的审视与完善：基于法理与实践的双重考量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观念的变化，我国离婚率呈持续上升趋势。据相关数据显示，自2003年以来，我国离婚率连续多年攀升，这一现象不仅对夫妻双方的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更为重要的是，给未成年子女带来了诸多挑战。在离异家庭中，子女往往面临生活环境的改变、情感缺失等问题，其身心健康成长受到严峻考验。在此背景下，探望权制度应运而生，成为维护离异家庭子女权益和亲子关系的关键法律保障。

探望权制度对于维护子女的身心健康和促进其全面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亲情关系是天然且深厚的，即使父母离婚，这种血缘纽带也不应被切断。通过行使探望权，不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能够持续与子女保持密切联系，给予他们关爱、支持和教育，这有助于子女在成长过程中感受到完整的父母之爱，减少因家庭破裂带来的心理创伤，促进其情感、认知和社会适应能力的良好发展。探望权制度的有效实施还能够维护家庭关系的稳定与和谐，减少因离婚引发的家庭矛盾和冲突，进而对整个社会的稳定产生积极影响。

从理论层面来看，深入研究探望权制度有助于丰富和完善我国婚姻家庭法律体系的理论研究。目前，虽然我国已经确立了探望权制度，但在理论研究方面仍存在一些不足和争议，如探望权的性质、主体范围、行使方式、中止与恢复等问题，都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和明确。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可以为探望权制度的立法完善提供坚实的理论依据，推动我国婚姻家庭法律理论的不断发展。

从实践角度而言，研究探望权制度具有更为迫切的现实意义。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法律规定不够明确和具体，导致法官在处理探望权纠纷案件时面临诸多困难，不同地区、不同法院的判决结果往往存在较大差异，缺乏统一性和权威性。这不仅影响了法律的公正性和严肃性，也使得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此外，探望权的执行问题一直是困扰司法实践的难题，执行难的问题较为突出，严重影响了探望权制度的实际效果。因此，通过对探望权制度的深入研究，提出切实可行的完善建议和执行措施，能够为司法实践提供明确的指导，有效解决探望权纠纷，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内对于探望权制度的研究始于2001年《婚姻法》确立探望权制度之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离婚率的上升，相关研究逐渐增多。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探望权制度进行了探讨，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在探望权的性质方面，主要存在权利说、义务说和权利义务说三种观点。权利说认为探望权是不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的权利，旨在满足其情感需求；义务说强调探望权是父母对子女应尽的义务，以保障子女的利益；权利义务说则主张探望权兼具权利和义务的双重属性，既体现了父母的权利，也包含了对子女的责任。

在主体范围方面，多数研究认为目前我国探望权主体范围较窄，仅规定为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建议将（外）祖父母、子女等纳入探望权主体范围。这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外）祖父母与孙子女之间往往存在深厚的感情，且在一些家庭中，（外）祖父母承担了抚养孙子女的重要责任，赋予他们探望权符合亲情伦理和社会现实需求。从子女角度看，子女也应有权表达自己对探望的意愿和需求，参与到探望权的行使过程中。

对于探望权的行使方式，学者们普遍认为应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灵活确定，除了传统的见面、陪伴等方式外，还应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认可通过视频通话、网络交流等新兴方式行使探望权，以满足不同家庭的实际需求。在探望权的中止与恢复事由上，研究指出应进一步细化相关规定，明确“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具体情形，避免法律适用的模糊性，为司法实践提供更具操作性的标准。

然而，国内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部分研究过于理论化，与实际司法实践结合不够紧密，导致提出的建议在实践中难以有效实施。对于探望权执行难这一关键问题，虽然有不少研究关注，但提出的解决措施往往缺乏系统性和可操作性，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执行困境。对于一些新兴的社会问题，如非婚生子女的探望权、跨国婚姻中探望权的行使等，研究还不够深入和全面。

国外许多国家对探望权制度的研究起步较早，相关法律制度相对成熟。在主体范围方面，一些国家不仅赋予父母探望权，还明确规定（外）祖父母等近亲属在一定条件下享有探望权。美国多数州规定，为了“子女的利益”，祖父母、外祖父母享有探望权；德国法律规定不享有人身照顾权的父或母一方有权与子女进行人身交往，同时家庭法院可以对交往权的范围作出裁判并详细规定交往权的行使，也包括对第三人（如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等）的行使。

在探望权的执行措施上，国外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美国一些州规定，对没有合理理由拒不执行探视判决的当事人要进行经济赔偿，如阿拉斯加州法律规定，对没有合理理由拒不执行探视判决的当事人要每次向对方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