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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生物损害赔偿制度构建：基于风险与权益平衡视角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自1983年世界上第一株转基因植物诞生以来，转基因技术发展迅猛，转基因生物的种类和应用范围不断扩大。截至2024年10月，已有30多个国家批准了转基因作物的种植，2023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达2.063亿公顷，较2013年增长超20%，美国、巴西、阿根廷等国是主要的转基因作物种植国家，种植的作物包括大豆、玉米、棉花等。中国也有棉花、木瓜等转基因作物种植，并且拥有多个转基因玉米、大豆转化体的生产应用安全证书。转基因技术在农业领域展现出巨大优势，如提高作物产量、增强作物抗病虫害能力、减少农药使用等，为解决全球粮食安全问题提供了新的途径；在医药领域，转基因技术用于生产药物、疫苗等，推动了医学的发展。

然而，转基因生物的安全性一直备受争议，其潜在的损害风险不容忽视。在人类健康方面，虽然目前大规模科学研究尚未发现转基因食品对健康的确定性危害，但部分研究认为转基因食品可能改变食物成分，从而引发过敏反应、产生新毒素或传播抗生素抗性基因。例如，有研究指出某些转基因作物中的外源基因表达产物可能成为新的过敏原，对特定人群的健康造成威胁。在生态环境方面，转基因作物可能影响非目标生物，导致生物多样性下降，还可能引发基因漂移，污染传统作物或野生植物的基因库。比如抗虫转基因作物可能会对益虫等非目标生物产生影响，破坏生态平衡；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可能导致抗药性杂草的产生，进而增加除草剂的使用量，对土壤和水体造成污染。在农业经济方面，转基因作物的广泛推广可能导致种子资源集中化，农民对少数种子公司的依赖增强，形成市场垄断，影响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农民的权益。

当转基因生物造成损害时，如何对受害者进行赔偿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目前，我国虽然建立了《生物安全法》《遗传资源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体系和技术标准体系，但在转基因生物损害赔偿制度方面仍存在诸多不足，如监管不到位、评估缺乏科学性、法律规定不够明确等，导致在实际操作中难以确定赔偿主体、赔偿范围和赔偿标准，受害者的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因此，构建完善的转基因生物损害赔偿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法律层面看，能够填补我国在转基因生物损害赔偿领域的法律空白，完善生物安全法律体系；从社会层面看，有助于保障公众的健康和生态环境安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从经济层面看，有利于促进转基因技术的健康发展，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1.2国内外研究综述

国外对转基因生物损害赔偿制度的研究起步较早，已经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欧盟在转基因生物监管方面采取了严格的态度，其“严格责任制”要求转基因生物的开发者和使用者对损害承担严格责任，无论其是否存在过错。欧盟通过一系列指令和法规，对转基因生物的研发、生产、销售和使用等各个环节进行规范，明确了在发生损害时的赔偿责任主体和程序。美国则主要采用“产品责任制”，依据产品责任法来确定转基因生物损害的赔偿责任，强调产品的缺陷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此外，国际上还制定了一些相关的国际规则和议定书，如2000年的《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和2010年的《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关于赔偿责任和补救的名古屋—吉隆坡补充议定书》，对转基因生物损害的国际赔偿规则进行了探讨和规范，包括损害的界定、赔偿责任的归属、赔偿的程序等内容。

国内学者对转基因生物损害赔偿制度的研究也在逐渐深入。一些学者从比较法的角度，对国外的转基因生物损害赔偿制度进行研究和借鉴，分析不同国家制度的特点和优劣，为我国制度的构建提供参考。有学者研究了欧盟和美国的转基因生物监管与损害赔偿制度，指出我国应结合自身国情，合理吸收国外的先进经验。部分学者从我国现有法律法规出发，分析我国在转基因生物损害赔偿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他们认为我国目前的法律法规在赔偿主体、赔偿范围、赔偿标准等方面规定不够明确，需要进一步细化和完善。还有学者探讨了转基因生物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认为应根据转基因生物的特点和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归责原则，以平衡各方利益。

然而，当前的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在研究内容上，对转基因生物损害赔偿的具体计算方法和标准的研究不够深入，缺乏可操作性的建议；在研究视角上，多从法律角度进行分析，较少从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交叉的角度进行综合研究；在研究范围上，对一些新兴的转基因生物应用领域，如基因编辑技术在生物制药和农业育种中的应用所带来的损害赔偿问题，研究相对较少。

1.3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本文将采用多种研究方法，以深入探讨转基因生物损害赔偿制度。文献研究法是基础，通过广泛查阅国内外关于转基因生物损害赔偿制度的法律法规、学术论文、研究报告等文献资料，全面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