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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网络实施寻衅滋事罪之认定标准解析

一、网络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体系

（一）主体要件：一般主体的广泛适用性

网络寻衅滋事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即凡是年满16周岁、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有可能成为该罪的主体。这意味着，无论个人的职业是普通上班族、学生，还是自由职业者等；无论其身份是社会知名人士，还是普通民众，只要在网络空间中实施了符合网络寻衅滋事罪构成要件的行为，都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在信息传播极为迅速的今天，法律对网络空间秩序的维护覆盖到全体社会成员，明确传达出“任何人不得因网络的虚拟性而逃脱法律规制”的强烈信号，彰显了主体认定的无差别性与平等性，有力地维护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

（二）行为方式：信息网络场景下的特殊表现形式

辱骂、恐吓行为的网络异化：在网络环境中，利用信息网络对特定对象实施辱骂、恐吓，是较为常见的寻衅滋事行为方式。与现实生活中的辱骂、恐吓行为不同，网络空间的开放性和传播的即时性，使得这类行为的影响范围更广、传播速度更快。当然，并非所有网络辱骂、恐吓行为都构成犯罪，需达到“情节恶劣”程度。像长期持续性地对他人进行言语攻击，每日在各大社交平台发布侮辱性言论；或者使用极端侮辱性语言，涉及对他人人格、尊严的严重贬损，导致他人精神痛苦，出现失眠、焦虑等症状，甚至生活受到严重干扰，工作无法正常开展、社交关系破裂等，此类行为便突破了现实空间限制，通过网络的传播扩散，极大地加剧了对社会秩序的破坏。

虚假信息的编造与散布：编造、散布虚假信息也是网络寻衅滋事的典型行为。包括无中生有地编造完全没有事实依据的虚假信息，比如虚构某知名企业即将破产清算，大量员工面临失业的消息；或者明知是虚假信息，却出于恶意仍在网络上进行传播，以及组织、指使他人传播虚假信息，进而引发网络空间起哄闹事。常见的典型表现有编造某地即将发生特大地震、恐怖袭击等谣言，这类谣言极易引发公众恐慌，导致社会秩序混乱；还有恶意抹黑政府、企业形象，发布歪曲事实的负面信息，造成社会信任危机。不过，此类行为需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才构成犯罪，如果只是在小范围内传播虚假信息，未造成较大影响，则不构成此罪。

（三）情节与后果：社会危害性的量化标准

判断网络寻衅滋事行为是否构成犯罪，需综合考量多方面情节与后果，以此量化其社会危害性。行为次数是重要考量因素之一，多次实施网络寻衅滋事行为，反映出行为人主观恶性较大，对社会秩序的破坏具有持续性，如某人在一个月内多次在不同网络平台编造散布针对同一对象的虚假信息。危害程度也不容忽视，若行为导致他人自杀、精神失常等严重后果，无疑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社会影响同样关键，像某些虚假信息在网络上被大量转发浏览，短时间内转发量达数十万次，浏览量超百万，引发线下公共场所秩序混乱，人们因听信谣言纷纷抢购物资，造成超市哄抢现象；或者网络辱骂行为引发区域性社会恐慌，使得某地区民众人心惶惶，正常生活秩序被严重扰乱，均属于“情节恶劣”或“后果严重”的认定范畴。

（四）主观故意：排除过失的犯罪心态界定

网络寻衅滋事罪的主观方面必须是故意，即行为人须明知自己的网络行为会扰乱社会秩序，仍以寻求刺激、发泄情绪、制造混乱为目的主动实施相关行为。例如，有些人在网络上恶意辱骂他人，纯粹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不良心理，故意挑起争端；编造散布虚假信息的人，也清楚知晓自己的行为会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却依然为之。若因误信谣言而转发，比如某人看到一条未经证实的消息，因缺乏判断能力信以为真并进行转发，其主观上并无恶意；或者过失发布不当言论，在编辑内容时因疏忽出现表述错误，并非有意为之，这些情况由于缺乏主观恶意，则不构成此罪，强调“故意”是区分罪与非罪的关键要素，避免对无主观恶性的行为进行过度刑事追究。

二、网络寻衅滋事罪与普通寻衅滋事罪的核心区别

（一）行为场域：从物理空间到虚拟空间的延伸

普通寻衅滋事罪的行为场域限定于现实生活中的“公共场所”，诸如熙熙攘攘的商场，人们在此购物、休闲，人员密集且流动性大；或是繁忙的车站，南来北往的旅客在此汇聚、中转，秩序井然。这些物理场所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实实在在能够触及的空间，行为的发生具有直观性与现场性。而网络寻衅滋事罪的行为场域则拓展至信息网络空间，这是一个虚拟的、依托数字技术构建的世界，包含各类社交平台，像微信、微博，人们在上面分享生活、交流观点；还有论坛，不同兴趣爱好的人群在特定主题下展开讨论；以及直播平台，主播与观众实时互动。在这些虚拟场景中，行为人的一举一动通过数据信号瞬间传播，突破了地域限制，能在极短时间内抵达世界各个角落，其危害范围不再局限于某个具体的地理位置，而是广泛覆盖整个网络用户群体，且由于网络的隐匿性与开放性，危害程度难以预估，可能引发全球性的关注与连锁反应。

（二）行为手段：数字化工具的特殊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