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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法》中‘最大诚信原则’的应用

引言

保险作为一种基于风险分担的金融制度，其核心运行逻辑依赖于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在保险合同的订立、履行与终止全过程中，双方需以超越一般民事合同的诚信标准约束自身行为，这正是“最大诚信原则”（UtmostGoodFaith）的核心要义。作为保险法的“帝王条款”，最大诚信原则不仅是法律对保险活动的基本要求，更是维系保险市场公平性与可持续性的基石。现行《保险法》通过多个条款将这一原则具体化，贯穿于投保、承保、理赔等关键环节，既规范了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也约束了保险人的说明、提示与及时赔付责任。本文将从原则的内涵出发，结合法律条文与实践案例，系统探讨最大诚信原则在保险法中的具体应用，以期为理解保险法律关系提供理论支撑。

一、最大诚信原则的内涵与法律基础

（一）最大诚信原则的定义与历史演进

最大诚信原则起源于海上保险，早期海上贸易风险高、信息传递慢，保险人依赖投保人对船舶、货物等风险标的的真实描述作出承保决策，因此要求投保人必须“绝对诚信”（杨某某，2018）。随着保险业发展，这一原则逐渐扩展至所有保险类型，并从单向约束投保人演变为双向约束——既要求投保人如实告知风险信息，也要求保险人明确说明合同条款，尤其是免责内容（李某某，2020）。与一般民事合同的“诚信原则”相比，“最大”二字强调更高的注意义务与更严格的法律后果，例如投保人未履行告知义务可能直接导致合同无效，而非仅承担违约责任（张某某，2019）。

（二）我国《保险法》对最大诚信原则的立法确认

我国《保险法》将最大诚信原则作为基本原则写入总则，同时通过分则条款具体化其要求。例如，《保险法》第五条明确规定：“保险活动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第十六条针对投保人的告知义务，规定“投保人故意或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第十七条则对保险人的说明义务作出要求，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现行条文）。这些规定构建了最大诚信原则在我国保险法律体系中的制度框架。

（三）最大诚信原则的价值内核

从制度设计目的看，最大诚信原则旨在解决保险合同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保险合同是典型的“射幸合同”，投保人对保险标的的风险状况（如健康状况、财产状况）拥有绝对信息优势，而保险人仅能通过投保人提供的信息评估风险；反之，保险人对保险条款（尤其是专业术语、免责范围）的理解也远高于普通投保人（陈某某，2021）。若缺乏最大诚信约束，投保人可能隐瞒风险以降低保费，保险人可能利用条款模糊性逃避赔付责任，最终导致保险市场“劣币驱逐良币”，损害多数投保人利益（王某某，2020）。因此，最大诚信原则通过双向义务分配，平衡了双方的信息地位，确保保险合同的公平性与效率性。

二、最大诚信原则在保险活动各环节的具体应用

（一）投保环节：信息披露的双向约束

投保环节是保险合同的起点，也是最大诚信原则最集中的体现。在此阶段，投保人需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保险人需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二者共同构成信息对称的基础。

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

投保人的告知范围以“重要事实”为限，即“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提高保险费率的事实”（《保险法》第十六条）。例如，在人身保险中，投保人需告知被保险人的既往病史、职业风险；在财产保险中，需告知标的的使用性质、地理位置等。告知方式通常为书面询问（保险人通过投保单列明问题），投保人仅需回答询问内容，无需主动揭示未被询问的信息（刘某某，2022）。若投保人故意隐瞒或因重大过失未告知重要事实，保险人可解除合同；若保险事故发生在合同解除前且与未告知事实有关，保险人不承担赔偿或给付保险金责任（《保险法》第十六条）。

实践中，曾有案例：某投保人投保健康险时未告知被保险人已患糖尿病的事实，后被保险人因糖尿病并发症申请理赔，法院认定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判决保险人不承担赔付责任（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2023）。这一案例凸显了如实告知义务对投保人的约束效力。

保险人的明确说明义务

保险人的说明义务重点在于“免责条款”。由于保险合同多为格式条款，投保人难以完全理解专业术语与责任限制，因此法律要求保险人对免责条款履行“提示+明确说明”的双重义务（《保险法》第十七条）。“提示”需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方式（如加粗、加黑、字体颜色变化）；“明确说明”则需用通俗语言解释条款含义，确保投保人“能够理解”（周某某，2021）。若保险人未履行该义务，免责条款无效，保险人仍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