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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外受精-胚胎移植中卵巢高反应预测模型的构建与验证研究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nVitroFertilizationandEmbryoTransfer，IVF-ET）技术自诞生以来，已帮助无数不孕不育家庭实现了生育梦想，成为现代辅助生殖领域的核心技术之一。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完善，IVF-ET的成功率逐步提高，但仍面临诸多挑战，其中卵巢反应的个体差异是影响治疗效果的关键因素之一。

卵巢反应可分为低反应、正常反应和高反应。卵巢高反应是指在控制性超促排卵（ControlledOvarianHyperstimulation，COH）过程中，卵巢对促性腺激素（Gonadotropin，Gn）过度敏感，产生过多的卵泡发育，血清雌激素水平异常升高。卵巢高反应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增加获卵数，提高胚胎的可选择数量，但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风险和并发症。

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OvarianHyperstimulationSyndrome，OHSS）是卵巢高反应最主要的并发症，这是一种医源性疾病，严重时可危及患者生命。OHSS主要表现为全身血管通透性增加，导致胸腹水、电解质紊乱、血液浓缩、血栓形成等一系列病理生理改变。此外，卵巢高反应还可能导致多胎妊娠风险增加，多胎妊娠会给母婴带来更高的孕期并发症风险，如早产、妊娠期高血压疾病、产后出血等，对母亲和胎儿的健康均构成威胁。

准确预测卵巢高反应对于IVF-ET治疗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一方面，通过预测卵巢高反应，医生能够提前调整促排卵方案，选择合适的Gn起始剂量和药物种类，避免过度刺激卵巢，从而降低OHSS等并发症的发生风险，保障患者的安全和健康。另一方面，合理的促排卵方案有助于提高卵子和胚胎的质量，减少不必要的药物使用和医疗费用，提高IVF-ET的成功率。建立精准的卵巢高反应预测模型，不仅能为临床医生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优化治疗流程，还能提升患者的治疗体验和满意度，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和社会意义。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内外学者在卵巢高反应预测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年龄、基础窦卵泡计数（AntralFollicleCount，AFC）、基础血清激素水平等传统预测指标，以及基因多态性、抗苗勒管激素（Anti-MüllerianHormone，AMH）等新兴预测指标。

年龄是最早被认识到与卵巢反应相关的因素之一。随着年龄的增长，卵巢储备功能逐渐下降，卵巢对Gn的反应性也随之降低。但年龄对卵巢高反应的预测价值相对有限，仅靠年龄无法准确判断个体是否会发生卵巢高反应。基础AFC是指在月经周期第2-3天经阴道超声检查双侧卵巢直径2-10mm的卵泡数，AFC能够反映卵巢内窦卵泡的数量，间接评估卵巢储备功能。研究表明，AFC与卵巢反应密切相关，AFC较高的患者发生卵巢高反应的风险相对增加，但AFC受超声检查者经验、仪器设备等因素影响较大，且存在一定的主观性。

基础血清激素水平如卵泡刺激素（Follicle-StimulatingHormone，FSH）、黄体生成素（LuteinizingHormone，LH）、雌二醇（Estradiol，E2）等也被广泛用于卵巢高反应的预测。基础FSH水平升高提示卵巢储备功能下降，发生卵巢高反应的可能性降低；而基础LH水平相对较高、E2水平正常或略高可能与卵巢高反应有关。然而，这些激素水平在月经周期中存在一定波动，且个体差异较大，单独使用时预测准确性有待提高。

近年来，AMH作为评估卵巢储备功能的新指标受到广泛关注。AMH由卵巢窦前卵泡和小窦卵泡的颗粒细胞分泌，其水平不受月经周期影响，能够更稳定、准确地反映卵巢储备功能。大量研究表明，AMH水平与卵巢高反应具有良好的相关性，高AMH水平是卵巢高反应的重要预测因素。但AMH检测费用相对较高，在一些地区尚未普及，且部分研究发现，AMH对卵巢高反应的预测存在一定假阳性和假阴性率。

此外，基因多态性研究也为卵巢高反应的预测提供了新的思路。某些基因如FSH受体基因、LH受体基因、CYP19A1基因等的多态性可能影响卵巢对Gn的反应性。但基因检测技术复杂、成本高，且目前关于基因多态性与卵巢高反应关系的研究结果尚未完全统一，临床应用仍存在一定困难。

尽管国内外在卵巢高反应预测方面已取得不少进展，但现有的预测指标和模型仍存在局限性，预测准确性和可靠性有待进一步提高。目前缺乏一种综合考虑多种因素、简便易行且准确性高的卵巢高反应预测模型。因此，建立更加精准、实用的预测模型，对于指导IVF-ET临床实践，提高治疗效果和安全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