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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刑事法院（ICC）非洲国家退出威胁政治逻辑——基于2023–2025年布隆迪、菲律宾案例比较

一、摘要与关键词

摘要

二零二三年至二零二五年期间，国际刑事法院面临着自成立以来最为严峻的合法性与管辖权危机。随着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碎片化以及“全球南方”国家自主意识的觉醒，针对国际刑事法院“选择性正义”与“新殖民主义工具”的指控达到了新的高潮。尽管布隆迪与菲律宾的正式退出分别发生在二零一七年和二零一九年，但在二零二三年至二零二五年这一时间窗口内，两国与国际刑事法院之间关于“剩余管辖权”与“调查重启”的法律及外交博弈进入了实质性的深水区，这为剖析国家退出机制背后的政治逻辑提供了绝佳的动态观察样本。

本研究聚焦于上述时间段，旨在通过比较政治学的视角，深入解构以布隆迪为代表的非洲国家退出模式与以菲律宾为代表的亚洲国家退出模式之间的异同，进而提炼出非西方国家抵制国际司法干预的通用政治逻辑。研究发现，虽然布隆迪与菲律宾在退出时机与地缘背景上存在差异，但其核心逻辑均指向了“工具性主权”的构建。布隆迪作为首个正式退出的非洲国家，其政治逻辑侧重于利用“反殖民主义”叙事来巩固政权的内部合法性，并通过退出切断国际社会对国内政治暴力的法律追溯链条。相比之下，菲律宾虽然地理上位于亚洲，但其在二零二三年至二零二五年应对国际刑事法院重启“禁毒战争”调查时的策略，深刻复制并演化了非洲国家的“主权盾牌”逻辑，侧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