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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贝类固碳量估算方面研究的文献综述

因为浅海贝类养殖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不仅与海洋自身的自然过程密切相关，而且受到养殖种类、养殖模式、管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对养殖贝类总固碳量进行精确的计量一直具有较大难度。国外尚未形成海水养殖产品的碳汇计量方法与标准，学者Pershing等提出对养殖水产品的总固碳计量需参考发展成熟的森林碳汇计量方法，并建议养殖水产品碳汇可以作为碳信用在碳市场上交易[28]；

我国在养殖贝类固碳计量方法与标准方面的研究虽然比国外多，但总体还是相对薄弱。目前学界普遍使用基于碳储量变化法，建立养殖贝类固碳基础公式，计算思路是只计算养殖贝类的贝壳与软体两部分的固碳量。虽然众多学者使用的思路与原理一致，但是对碳汇计量的指标选取却不完全统一，有的学者基于碳储量变化法只计算养殖贝类的贝壳固碳，而有的学者则对养殖贝类的贝壳与软体两部分进行固碳计量。

国内学者如郭波等认为基于长时间尺度，只有贝壳固定的碳是较为稳固的碳，所以只将贝壳作为固碳计量指标，以此预测我国未来的贝类养殖产量，换算出养殖贝类贝壳固碳的经济价值为9～34亿美元，证明了贝类养殖巨大的额外经济价值[29]；齐占会等对广东省的养殖贝类产品的贝壳开展了固碳总量计算，得到广东省平均每年可以从海水中移出贝壳中的碳总量约为88484.24t[30]。

而有一部分学者则认为贝类从海里收获就是一个碳移出的过程，在养殖贝类固碳量估算时则需要选取贝壳和软体两部分指标，如唐启升、张继红、许冬兰等估算了1999～2008十年间中国海水养殖可移出碳汇量年平均为86×104t，以贝壳的形式移出海洋的高达67×104t[31-33]；李昂等对2010年河北省收获海水养殖贝类固碳量进行计算，得到贝类软体组织固碳9259.35t、贝壳固碳18152.57t[34]；岳冬冬对2006～2010年我国的海水养殖贝类进行核算，结果表明我国海水养殖贝类大约每年形成碳汇量为92.9×104t；并海水养殖贝类产量与固碳量的关系进行了计算分析，结果表明：总固碳量与地理位置、养殖贝类品种有关，且差异性较大，养殖贝类产量与其固碳量增加的单位比值为1：0.092～2[35]；许国栋等使用LMDI分解技术分析了得到山东省养殖业的碳汇扩增方面，养殖结构起到的作用大于总产量的作用，这对合理布局养殖结构，最大化实现养殖贝类碳汇扩增有重要参考作用[36]。柯爱英等使用碳储量变化法，对浙江省主要特色养殖贝类的固碳量进行测算，养殖贝类的贝壳与软体部分平均每年固碳约5×104～5.6×104t，温州市养殖贝类每年可固碳5732t，相当于880hm2毛竹林吸收的CO2量，反映了贝类固碳周期短，产品经济价值高的特点[37]。

总的来说，学界普遍使用碳储量变化法对养殖贝类碳汇量进行核算，但选取的指标却不统一，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只选取贝壳作为计算指标；一类是选取贝壳和软体作为计算指标。计量指标的选取共同存在的问题是：当前的计算缺少对附着生物与生物沉积物的固碳计量。虽然一些学者对生物沉积物与附着生物固碳方面展开了相关研究，证实了这两个部分的固碳功能，但是局限于统计环境的复杂性，在实际的养殖贝类固碳计量过程中都缺乏这两项计量指标。养殖贝类所处的养殖环境是一个整体，除了贝壳与软体组织固碳外，应包含养殖贝类的全部固碳方式，目前基于碳储量变化法的养殖贝类固碳基础公式在计量指标上还需要进一步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