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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志异》中‘志怪’与‘志人’的结合

引言

中国古典小说发展至清代，呈现出多元融合的创作趋势。《聊斋志异》作为文言短篇小说的巅峰之作，既继承了魏晋志怪小说“张皇鬼神，称道灵异”的传统（鲁迅，1923），又突破了唐前志怪“粗陈梗概”的叙事局限，将志人小说“记人间事，状世俗情”的精髓融入其中。这种“志怪”与“志人”的深度结合，不仅使《聊斋》超越了单纯的猎奇叙事，更构建了一个“鬼狐有性格，笑骂成文章”的艺术世界（老舍，1962）。本文将从“志怪”的传统根基、“志人”的现代性突破、二者的融合机制三个维度展开分析，探讨这种结合如何推动中国古典小说的审美转型。

一、“志怪”：《聊斋》的传统基因与突破

（一）志怪传统的历史脉络与《聊斋》的继承

志怪小说的起源可追溯至先秦的《山海经》《穆天子传》，至魏晋南北朝形成独立文体，以《搜神记》《幽明录》为代表。这类作品多记录神仙方术、鬼怪灵异之事，其核心功能是“发明神道之不诬”（干宝，《搜神记·序》），具有宗教劝诫或民俗记录的性质。受限于时代的认知水平，早期志怪往往叙事简略，人物形象模糊，情节多为“遇鬼—惊悚—解厄”的模式化结构。

《聊斋志异》对志怪传统的继承，首先体现在题材选择上。全书近五百篇作品中，约三分之二涉及鬼狐仙怪、幽冥世界，如《聂小倩》写女鬼复仇、《崂山道士》记仙术幻术、《画皮》述恶鬼作祟，这些题材直接延续了志怪“尚奇”的审美取向。其次是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