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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的“科学”,“科学”的中医

对于命运的安排这些年来惟有感恩，一切都比我原本应得的更好。2011年，我有幸与张长恩先生结缘，冥冥之中，早有安排。

我本科学医，但学的是西医，且甫一毕业就闹“弃医从文”,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转战硕博连读，一晃就是“七年之痒”。2011年我已从北大毕业五年，更是我弃医从文十二年——十二年地支轮回，对于传统中国的历法纪年，意义非比寻常。因此，这年夏天，当致力于开拓中国“古典学研究”的著名学者刘小枫教授、这位违隔十年之后终于再度赢得我深相敬重的师长、出面邀请我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古典班”的孩子们讲点课的时候，我几乎不假思索就要求讲《黄帝内经》。器宇雄强且胸襟开阔的刘小枫先生却居然毫不犹豫应承下来。的确，中国大学里“古典班”的孩子们应该读点古代医书!

整个二十世纪甚至二十一世纪已经过去的第一个十年，就“中医史”而言，几乎成了她蒙难的历史、受辱的历史。曾经数千年来扶助、温暖、救护中国人生命的“杏林悬壶”、“妙手回春”,在西方医学全然两样的身体文化、疾病认知与技术手段的冲击之下，迅速沦为“巫术”、“经验”、“不科学”,尊严扫地。即使在“国学”素称流传有绪的台湾，中医也被视为“举世禁忌不为之旧学”。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后攻击中医不遗余力者包括傅斯年、胡适、丁文江这些现代学术史上“大炮级”的重量选手，甚至出现“废除中医”这样极端的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