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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李约瑟问题”的文化解释

说到中西方传统科学思维的差异，不能不提到“李约瑟难题”.陈方正先生的大著《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认为中国古代科学和古希腊科学传统走的根本就不是一个方向，只有沿着西方这条路向才能产生现代科学.这种解释原则上是对的.但陈先生有两个核心问题没有讲清楚：一是他没有把中国古代科学的特征讲透，二是他没有把17世纪西方近代科学形成这段关键的历史讲透.

巴什拉的名著《科学精神的形成》引用了大量17、18世纪的原始文献，详细描述了前科学的精神状态，它充满了泛灵论的色彩，“前科学的思想与象征性思想强烈掺和在一起.对于前者来说，象征是思想与实验的积极综合”.[1]也就是说，在前科学阶段，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可能并不是截然不同或完全对峙的，仍有许多类似相同之处.另外，根据库恩的说法，西方科学的实验传统和数学传统在18世纪末叶还是相互分离的，直至19世纪以后这两个传统才逐渐融合起来：“到了19世纪，这两组科学，古典的和培根的，都还是分离的.粗略地说，古典科学被列为‘数学’类，而培根科学则一般被看作‘实验哲学’，在法国则被称为‘实验物理’.”[2]所以，不能笼统地讲中西方传统科学思维方式不同，而是要加以具体、详细和专门化的分析，才有可能最终把“李约瑟难题”解释清楚.

科学精神的核心就是要把我们对世界的经验认识转变为一种逻辑-数学结构，由此来分析近代科学形成的轮廓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