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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现代婚约法律制度的建构：法理、现状与立法展望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婚约，作为男女双方以结婚为目的而作出的事先约定，在古今中外的社会中广泛存在。从历史维度来看，早在公元前1700多年的《汉谟拉比王法典》就有对婚约的规定，其第一百二十八条明确“倘自由民取妻而未订契约，则此妇非其妻”，足见婚约在古代社会婚姻关系确立中的重要地位。在我国古代，西周时期的“六礼”中，纳吉和纳征环节就与婚约紧密相关，其中纳吉是请求缔结婚约，纳征则是在女方同意的情况下交付聘礼，这一传统对后世婚姻制度影响深远，“六礼”制几乎贯穿了中国千年婚姻文化的始终。唐朝更是将婚约制度进一步纳入法律规定，使其深入人心。即便在现代社会，婚约作为一种民间习俗，依然大量存在，它承载着人们对婚姻的期待和承诺，是婚姻关系建立的重要前奏。

然而，我国现行婚姻法对婚约问题却未作规定，将其排除在制定法之外，归入道德调整的范畴。自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两部婚姻法以及2001年对婚姻法的修正，均未涉及婚约内容。这一立法现状导致在现实生活中，因婚约产生的纠纷日益增多，司法实践中却面临无法可依的困境，法律的社会调整功能难以充分发挥。例如在婚约财产纠纷方面，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彩礼的性质、归属以及返还条件等问题在司法裁判中常常引发争议。在一些案例中，双方因婚约解除对彩礼的返还各执一词，法院在判决时缺乏统一的法律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