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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安全法律国际合作

一、生物安全法律国际合作的核心价值与现实动因

（一）生物安全风险的跨国属性要求法律规则的协同适用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各类生物安全风险早已突破国界限制，呈现出显著的外溢性特征。从新发传染病的全球大流行到外来物种的跨境扩散，从生物制品的非法走私到生物技术实验的风险转移，单靠一国的法律监管根本无法实现全链条防控。比如近年来大范围传播的跨国公共卫生事件，病毒在数周内就扩散至全球绝大多数国家，而各国差异化的出入境检疫标准、防控措施导致初期协同性不足，大量防控漏洞进一步放大了疫情的传播范围与损害程度。再以外来物种入侵为例，水葫芦、福寿螺、红火蚁等有害物种通过国际贸易、人员往来等途径从原产地扩散至全球上百个国家，由于各国检验检疫法律标准不统一，部分国家入境货物的动植物检疫要求宽松，导致这些有害物种轻易进入境内，每年给全球农业、生态系统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千亿美元。生物安全风险的负外部性不受国界约束，单边监管的效能会被其他国家的监管短板直接抵消，只有各国法律规则协同适用，才能构建起全覆盖的生物安全防控网络（张新宝，2020）。

（二）全球生物治理体系碎片化凸显国际法律合作的紧迫性

当前全球生物安全领域的规则呈现出明显的碎片化特征，相关规则分散在不同的多边公约中，由不同的国际机构牵头管理，相互之间缺乏统一协调。比如公共卫生领域的《国际卫生条例》由世界卫生组织管理，生物多样性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