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八大冤假错案.pdf

年被处死，1935年被追认为圣徒。沃伦·黑斯廷斯（1732—1818），英国政治家，曾任第一任印度总督。艾尔弗雷德·德雷福斯（1859—1935），法国军官，1894年被判犯叛国罪，1906年平反——译者确切他说，往往是“隐藏于政府某部门幽深处的某个无名职员，机缘凑巧时，他就掌握着可以开动控制政府功能的诸制动器之一的权力。”我的文章对这类掌权者的行为给予了某些注意，这类掌权者往往以反映着他们狭隘利益的自身议程运转。虽在幕后活动，这批相对无名的配角演员却构成另一重要权势基础，有时甚至构成对其他权势基础权力的制约。然而，制约官僚机构权力的过程，不像比如总统否决或司法裁判那样简洁而明显。官僚机构执行任务大多不为公众所知，而且它们的权限和职责是重迭的。例如，在某个特定案子中，联邦调查局也许受到限制或者不感兴趣，但这同一案子却可能激起一个参院小组委员会成员或国务院、国防部或司法部有关部门采取坚决行动。其结果是拖延，因为每一个单独的实体都要求尊重，而且各有自己打算。因此之故，尽管遭到许多机构的反对，政府却耗时将近4 年以叛国罪审讯东京玫瑰。政府再一次无视国内的反对以及多次审判、听证和调查中的被指责，仍然花费25 年去探索一种驱逐和惩罚劳工领袖哈里·布里奇斯的办法。几十年来，总统和国务卿一直容忍护照办公室实质上的自治。这些文章中谈过的有些人是众人熟悉的，其他的人知名度低一些。他们的经历固然令人产生兴趣，但更重要的是，我感兴趣的是谁对谁以法律的名义干了什么和受害人出现了什么情况。我力求解释这个国家的政治需要是多么经常地带有官僚机构的压力和利益地歪曲法律与司法间的关系。我曾试图找出政府内外政治利益所扮的角色，以及压制被视为有威胁和危险的人与组织的可便宜行事的权力的运作过程。在一个案例中，我考察过这种利益和权力是如何阻挠政府合法进行惩罚活动的。没有根据新闻自由法而成为可以利用的特别丰富的官僚机构的文件，作这样的解释是不可能的。这些文件提供一种透视官方、公开声明之表象的机会，使我们得以探究政府权力的隐密，并理解其复杂性。看来，官僚们几乎是无可奈何地留下了足迹，而他们的踪迹则使我们了解到事实真象的较为非正式的层次；这些在其发生时是多半察觉不到的。无论多么含糊不清和平淡无奇，这些官僚机构的作用与行为都是意味深长的，而且往往是决定性的。意识形态无疑构成官方行为与动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其全景则展示出各种不同的动机——个人野心或不满、各种机构的扩张或竞争以及一些偶然或无意的行动。受害者是实在的；他们的对手也是实在的。对这两者的认识，加强我们对人类悲剧和现实的思考，扩大我们对可悲而多难的美国在法滥刑时代的理解。国事犯！以及对国家官员的犯罪！历史告诉我们：此种犯罪行为比其他任何一种犯罪行为都多。——詹姆斯·威尔逊，1788 年中译本序《美国的枉法滥刑》（原文书名）（《美国八大冤假错案》出版中文本，我感到荣幸。在多次访问中国期间，我曾就这一题材讲演数次，总是引起有趣而活跃的反应。自1982 年（我第1 次访问中国的那一年）本书初版以来，它在美国和国外受到的欢迎和取得的成功，一直是非常令人满意的。我从人情入手探讨这一题材，试图理解一些非常实际的人——起诉者或受害者——的错综复杂的情况。这些人也好，这一题材也好，都不应仅仅作为一种抽象概念加以论述。个人（不管是显要的或不那么著名的）与国家的关系，是一种具有无限诱惑力的研究题材。个人如何为社会的需要服务，社会又如何对待个人，毕竟是文明的、健全的政府关注的全部问题。如亚伯拉罕·林肯所说，我们究竟是要一个强大到足以威胁其人民自由的政府还是一个弱小到不能维持和保护人民自由的政府，这是一个永恒的问题。我愿乘此机会感谢我敬爱的老朋友刘绪贻教授，是他使此书得以被译成中文并在中国出版。再说一次，我感到荣幸和高兴。斯坦利·I ．柯特勒1994 年4 月是新的呢？头脑就是所知道的，所知道的怎么会是新的？头脑就是过去，过去怎么会是新的？察看一下你的头脑：它装着的全是旧的、死的，当你知道时，它已经过去；它不是此时此地，它已经进入了死的世界。因此，头脑本身就是旧的，那就是为什么通过头脑没有任何原初的事会产生。头脑不可能是原初的，头脑只能是重复的，所以头脑不断地重复着，它会以数千种方式重复，它或许会以新的文字重复，但事情仍然相同。头脑不可能知道，不可能遇到新鲜的、年轻的、新的事。无论何时当你遇到新鲜的、年轻的、新的事，头脑必须被放在一边，因为只有那时你的眼睛才没有被过去所遮蔽，没有被过去的灰尘蒙住，那时你的镜子才能照射此时此地所有一切新的是出自意识，不是出自头脑，意识是你极其内在的源泉，头脑是集聚在你许多旅程中的尘埃。好像你从来不曾洗过澡，而你一直在不断地旅游，浑身上下都很脏，有很多灰尘，而你却从不洗澡，你的头脑从来不曾洗澡，你执著于它，它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