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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 理 掌 握 我 们 主持人：欢迎走进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记得大约是在四五年以前，好像那个时候流行在网上拜年，拜年的人当中，有官员、有学者，也有明星、有企业家，而其中一段拜年的文字，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在一片恭喜发财的声音当中，那段文字显得是那么的特立独行。他说：“我所梦想的国土不是一条跑道，所有的人都朝着一个目标狂奔，而差别只是名次有先有后，我所梦想的国土是一片原野，容得下跑的、跳的、采花的、还容得下躺在草地上晒太阳，什么都不干的。”之所以喜欢这段文字，其实并不仅仅是因为它特立独行，还因为它为我们描述了一个我们真正梦想的中国。而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很高兴地邀请到了写下了这段文字，为我们描述了我们梦想的中国的人，同时也是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陈嘉映先生。陈先生，你好。陈嘉映：你好。主持人：在我们请陈先生为我们进行演讲之前，还是一起来了解一下陈先生。陈嘉映，1952年出生于上海，6岁到了北京，初中二年级的时候迎来了文化大革命，之后到内蒙去插队，在1976年初的时候回到了北京。 1977年高考恢复以后，就读北大西语系攻读德语，不久之后考上研究生，在北大外国哲学研究所读西方哲学。毕业之后于1984年，曾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哲学系去攻读博士学位，1990年毕业之后，曾一度在美国和欧洲工作。1993年，陈先生回到国内，在北京大学执教。此后在2002年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继续教书。陈先生曾经翻译了很多著名的哲学著作，其中包括像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以及美国哲学家万德勒的《哲学中的语言学》。其自身著作包括《海德格尔哲学概论》，《语言哲学》，还有像《思远道》，以及《无法还原的象》这样的随笔的文集等等。主持人：知道了陈先生的简历，也看到您是出生在上海，然后很小到了北京，呆了那么久，绕了一大圈，现在又回到上海，您是认为自己是北京人还是上海人？ 陈嘉映：更像个北京人吧，因为从懂事起就大半都在北京过的。主持人：您在初二的时候，“文革”就发生了。“文革”期间，您是属于逍遥派、积极参加革命的，还是？陈嘉映：“文革”的经历稍微有点古怪，我哥哥是当时比我大了两三岁吧，在一个学校里面，在同一个学校里面，他是最早反对红卫兵运动的，我呢那时候没有想法，他想什么我就想什么，所以我就跟着他反对红卫兵运动，因此不属于积极参加革命的，也不属于逍遥的，属于积极反对，如果红卫兵算革命的话，算是积极反对革命的。主持人：上初中的时候，按理也应该对这个政治运动有所思考吧。陈嘉映：不完全一样，我一开始思考是比较私人的吧，我哥哥相反，他喜欢思考社会的问题，政治的问题，我想得少，而且他那个时候，虽然只大两岁多，但是显得比我聪明那么多，懂得多那么多，我何必自己想呢，我就跟着他多好啊。主持人：您曾经说过，您特别喜欢当年在内蒙插队的那段时光？陈嘉映：是。主持人：其实很多人回想起上山下乡插队的时候，要么是有痛苦的记忆，要么是觉得不堪回首，您怎么会喜欢它呢？陈嘉映：第一，我想是因为年轻吧，当然你要是到奥斯威辛集中营我不知道，但是换一个地方，无论什么地方，年轻他就会觉得很快活呀，是不是？我这得问同学们了，至少我是这么感觉的。这当然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可能是有很多挺苦的事情吧，不过我觉得吃苦可能是快乐一个很重要的源泉。主持人：走进了北大以后的生活呢？陈嘉映：变得越来越平淡了，一个原因是年轻的时候也读书，但是好像是把书夹在生活里面读的，后来到学院里面就单独地要读书，那书是那么多，越读越觉得有更多的书要读，最后就没有生活了，就是读书。主持人：选择哲学，是从小就希望了吗？陈嘉映：其实不是选择，它就是不由自主地就走上这条路,一般是想摆脱它，从来没选择过。主持人：很顺利地从北大哲学的研究生的这个毕业了之后，又到了美国，但是我记得在八四年的时候去美国念书的人应该是寥寥无几，您是怎么获得那个机会的？陈嘉映：对，寥寥无几也说不上，当然显然不像后来那么多。我是因为当时已经在翻译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这本书呢在二十世纪西方哲学里占的位置非常重要，所以我当时在翻译这本书。海外就通过我的导师就有一些海外的人就知道了，他们就觉得，哇，挺惊奇的，说有这么一个人，居然想把这个《存在与时间》翻译成汉语，这匪夷所思，他们想看看这是个什么样的年轻人，他们就邀请我到美国去读研究生了。主持人：在北大教书的时候，2002年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就是您离开北大，您的辞职，能不能给我们讲述当时发生了什么？陈嘉映：当时不是辞职了，当时是华东师大希望我到这边来，他们派了人过来，当时的态度也很诚恳，给我的条件也挺优厚的。相比之下，我觉得这个邀请，当然我也犹豫了一段时间，但是最后接受了。这个在今天这不应该是一件很奇怪的事了吧，就是教授从这一个学校调到另外一个学校，后来呢的确是网上或者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