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 区组织.docVIP

社区自组织的发展现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城市社区建设开始从以倡导社区服务为主要内容逐步向全方位的社区管理体制革新的转变。到2000年,全国有19个城市的26个社区被列为社区建设实验区,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如上海模式、沈阳模式、青岛模式、武汉模式、南京模式等各、问题的提出近二十多年来,我国在城市社区发展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形成了以社区服务为龙头提升社区功能的“青岛模式”;以政府为主导力量,街道为社区功能单位推动社区发展的“上海模式;以改造社区基层管理体制建设民主自治框架为核心的“沈阳模式”;1954年，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通过了《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和《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之后，各城市相继完成了街、居两级组织的组建工作，我国城市社区的基本组织——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正式成为城市社会管理体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街居制作为单位制的“剩余”和“补充”，成为一种边缘性管理制度。街、居组织的这种边缘性与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和单位化社会管理体制是相一致的。然而，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社会体制和社会结构的整体性变迁，我国城市出现了一系列重要变化，产生了一些新问题和新现象，如城市居民中单位外人员、外来流动人口、老年人口的增加，以及政府、单位承担的社会职能的剥离等等。面对单位制弱化后所产生的城市社会管理真空以及城市居民社会资本的下降与丧失，社区越来越为政府所重视，由此出现了全国性的社区建设大潮。根据笔者对全国社区建设实践的考察与了解，认为以下两个方面的社区组织实践创新值得注意。 　　1．社区组织的结构体系趋于丰富。在以往城市管理的二元体制(单位制与街居制)下，社区组织结构非常单一，即党政组织、单位组织和群众组织。其中，以居民委员会为代表的群众组织实际上也被“控制”在党政组织体系之内，成为政府的“腿”。街道、居委会主要负责管理单位以外的社会成员，与辖区单位泾渭分明，条块分割十分明显。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以来，社区内的组织形式日趋增多，结构体系日趋复杂，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街居组织尤其是街道办事处的规模有较大扩展，工作人员逐渐增加，科室设置的内容也日益广泛，由最初的民政、居民、财务等几个方面陆续发展为行政、经济、财政、居民、民政、司法、文教、计生、城管、综治、绿化、劳动、市容等职能科室，成为一个“准政府”组织，这表明原来政府、单位所承担的部分社会职能已经转移给了街道这一并不成为一级政府的政府派出机构。居委会的组织结构也相应地扩展到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社会控制、妇女工作、计划生育、青少年工作等。(2)伴随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我国所有制结构已由一大二公的公有制转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格局，城市社区内也相应地出现了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多元单位实体。在以利益为主导的市场经济下，原来依靠行政手段一抓就灵的社区组织体系不复存在。(3)社区内各种中介组织、社会团体、区别于经济组织、政府组织的“第三部门”兴起，它们以自愿原则相结合，以公共利益为导向，以社区发展为目标，以协调沟通为手段，在倡导发展目标、协调成员关系、整合社区资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形成了社区建设中一支独特的社会力量。 　　2．社区组织的性质定位趋于自治。按照法律规定，城市居民委员会是群众自治组织，而不是政权组织或政权组织的下属机构。但是长期以来，居委会的“名”与“实”就不相符合，它承担了太多的政府管理职能而非发挥居民自治功能。尤其是改革以来，企业和政府部分社会职能的剥离并未能培育出“社会”来，而是增加了街道和居委会的责任，街道成为“准政府”，居委会成为政府的“腿”。实行社区建设以来，政府权力重心下移，实行权随责走、费随事转，部分解决了街、居组织职责与权力不平衡的状况。在“沈阳模式”中，我们还看到，社区成员代表大会作为社区最高权力机构，社区管理委员会代替原有的居民委员会对社区成员代表大会负责，由社区内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知名人士、居民代表、单位代表等人员组成的社区议事协商委员会对社区管理委员会提出建议，进行监督。这种新型的组织体系显示出了“自治”特征。即使是在行政主导型模式或半行政半自治型模式中，社区组织自主运行、社区自我管理的特点也都有或多或少地体现。 　　从我国社区建设过程中体现出的以上两个方面的特征可以看出，一方面我国城市社会由原来的同质性强、统一性高向异质性强、个体性高的方向转变，即社会产生了分化。另一方面，城市社区成员有协同合作谋求发展的利益要求，即社区需要整合。实际上，社会转型的过程就是社会原有结构解组并重组的过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各地实际情况不一，因而体现出的社区特质也不同，但是一个大致的社会轮廓业已勾勒显现出来，那就是：社区内日益分化的社区组织需要一种新的整合机制。 　　二、社区组织体制的建构 　　目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