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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文风格 苏轼在欧阳修的奖擢下跃入文坛，正是北宋古文运动将要取得实绩之时，而这个实绩之主要体现应该说就是苏轼的文章写作和文章理论批评，正是苏轼为北宋古文运动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苏轼的时代已经是古文的时代，骈文的违反辞达，仅剩下一点未殄之余风，而古文的违反辞达，则有“求深”、“务奇”两种弊端，成为新的“时文”，可称之为“古体时文”。所以，革除这一新的文弊，便成为当时文章批评的主要任务之一。苏轼承担了这一历史使命，他的文章写作和理论批评主要就是围绕着这一问题而展开的。针对唐代古文运动以来倡导古文者在观念主张和写作实践上所存在的种种违反“辞达”之弊，苏轼提出了自己的具有独特的美学价值的理论见解，并且付诸创作实践，从而对唐、宋古文运动及其理论作出了重大的发展突破，对后世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苏轼的文章创作理论系统主要由“立意”、“辞达”、“自然”三说构成，涉及到了文学创作中的主体条件、言意关系、风格美学三个方面的理论问题，而苏轼的创作天才、感悟能力、开放心态又使得他对这些问题的见解确乎超越流辈之上。 一 在苏轼看来，文章的第一要义是先需“立意”。据《韵语阳秋》卷三所记，苏轼曾对向他讨教作文之法的葛延之说： 儋州虽数百家之聚，州人之所须，取之市而足，然不可徒得也，必有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己用。所谓一物者，“钱”是也；作文亦然。天下之事，散在经史之中，不可徒得，必有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己用；所谓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钱”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作文之要。 对苏轼此议论，洪迈《容斋随笔》卷十一、尤袤《梁溪漫志》卷四、王构《修辞鉴衡》卷二都有记载，仅文字略有出入，可见其影响之广。又据《清波杂志》所记，苏轼认为： 作文先有意，则经、史皆为我用。大抵论文，以意为主。 总之，认为“立意”为“作文之要”，文章写作必须遵循“以意为主”这一美学原则。 问题在于如何解读苏轼所谓之“意”，许多研究苏轼文论思想的论著都认为“立意”即强调文章的思想内容，“意”即文章之主旨，这种意见差不多已成定论。我们认为，苏轼的“立意”说，其着眼点并非在文章的内容与形式之关系方面，而是在强调文章的思想和情感的独创性，兼有弘扬创作主体之个性特点和拓展文章表现的时、空境界之意。其深刻的含义是认为要摆脱拘束，自由地表现包括审美感觉在内的主体精神；要敢于突破现成的思想模式，充分传达投射于主体心灵的“自然之理”。这实际上是针对在他之前北宋古文家之刻板与迂顽，为当时的文章抑或整个文学创作指出一条发展的通途，其美学精神的核心是要求增强文学的主体创造力。 苏轼重“立意”的创作思想，是循他年轻时代的“有意而言”的作文主张发展而来的。他曾在《策论一》中说：“有意而言，意尽而言止者，天下之至文也。”此处之“意”，指作者的思想情感而言，与“立意”说之“意”在义脉上一脉相承。苏轼认为文章之用在于述意表情，只要是真实、自由地表达了作者意绪之作，即可为“至言”。这实际上是对传统“载道”说的一种“解构”。唐、宋古文运动的一些鼓吹者极端强调“道统”、“文统”，“文以载道”、“文以贯道”成为柳开、石介等人关于文章写作的不二法则，而他们所要“载”、“贯”之“道”，又只能是统领着过去、现在、未来的先儒之“道”，实际上为文章的思想、情感传达划定了一个严格的范围。至于程、朱等理学家则更偏狭，干脆认为“作文害道”，鄙视文的价值。而苏轼之“意”，不同于“道”的关键之处，就在于其是个性化、情感化、审美化了的作者之思想境界，并受制于作者当下之境遇、精神状态，具有极大的流动性，而非如“道”那样为一种固定不变的思想范式。所以，所谓“有意而言”、“意尽而止”，实际上就是把文章创作看成是一个充分展示主体内在精神风貌的过程，这自然是对古文家、理学家之“道统”、“文统”的一个超越。在这一点上，苏轼遭到了理学家的攻讦，如朱熹即批评：“东坡议论，大率前后不同，如王介甫当国时是一样议论，及后又是一样议论。”及“东坡平时为文论利害，如主意在那一边，利处只管说那利，其间有害处亦都知，只藏匿不肯说。”(《朱子语类》卷一三○)朱熹此番评说并非完全厚诬东坡，苏轼确实在一些问题的认识上表现出如朱熹所讥讽的“两截底议论”。如对待韩愈，苏轼有时批评韩愈“拒杨、墨、佛、老甚严”，有时又非常推崇他的卫道辟佛。又如在《议学校贡举状》中赞成以诗赋取士，反对以经义取士，然而在《谢秋赋试官启》中却又以为“文章诚可以制治”，而“声律不可以入官”。然而，对于朱熹来讲，其所最不能理解、不能接受的恐怕还是苏轼在文章写作中所坚持的自由提取各家思想学说，因时因地自由地表情达意这一点。由于苏轼敢于突破“道”这一古文家和理学家为文章所设定的思想规范，因此在朱熹看来自然是散漫失“统”了。朱熹不明白东坡议论之前后不同，在于其彼时彼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