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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北京、南京政府经济政策的思想基础[摘要]从北京政府到南京政府时期的20几年间，在经济政策中有迹可寻的思想演变过程，表现出两个特点。其一，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思想倾向时而相互促进、时而此消彼长的矛盾运动，表现为官业“概行停罢，或予招商顶办”与重大行业“均由国家直接经营之”的冲突，“好政府”主张及走向国家主义的极端倾向等，并集中地反映在统制经济思想理论的盛行这一现象里面。这些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实业计划（孙中山的理论是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代表之一），共同构成了民国政府经济政策的思想理论背景；其二，这一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从放任民营、政府扶助向中央集权、国家至上迅速倾斜的连续过程。 　　民国时期经济思想十分芜杂，本文在论者、思潮上择取了与同期经济政策关系较为密切的部分，涉及到北京政府时期的舆论倾向和政策精英的观点分歧，孙中山的经济政策思想，“好政府”主义、国家主义思潮，统制经济的思想和理论，以及国际环境和国外因素的作用等若干方面。期望通过对这些资产阶级经济主张与社会思潮的介绍与分析，尝试有条理地追究民国经济政策的思想源流。　　　　一、北京政府时期的舆论倾向和政策精英的观点分歧　　　　民国建立伊始，民族资产阶级欢呼：“今兹共和政体成立，喁喁望治之民，可共此运会，建设我新社会，以竞胜争存”，[②]使得“群知非实业不足以立国，于是有志于实业者项背相望。”[③]在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旗帜下，以他们为主体的有关经济政策的社会舆论，充盈着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的精神。1912年政府工商部召集全国工商会议，这种思想有了集中的表现。工商业者要求改变垄断政策，放任商民自由经营，“嗣后中国事业不应再有官商合办之事实”，“不应含有官营业性质，如作官营业办去，无有不失败者”，“际此时代，当用保护主义，不能用垄断办法”；又要求政府对民族工商业采用特别而积极的保护政策，“出口予以奖励，进口课以重税”；还有提倡国货、仿制洋货，将提倡国货写入中小学教科书等等。[④]经济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最有代表性的言论，如“国家之于实业，太上扶植，其次任其自由而弗妄加以干涉，最下者与之争”。[⑤]1919前后，这种思想受到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在一战期间所提出的，民族主权和民族自决的原则的影响，“举国一致滋长着一股迫切要在世界上取得相应地位的要求”。[⑥]　　在北京政府经济政策的制订者方面，存在张謇与周学熙为代表的政策思想的巨大差异。东南实业领袖张謇认为，官营业“排调恢张、员司充斥，视为大众分利之薮，全无专勤负责之人”，“与财政上有徒然增豫计溢出之嫌，于实业上不能收商贾同等之利，名为提倡，实则沮之”，[⑦]认为官营业的垄断作法破坏营业自由、与民争利，因而无不低效以至失败。代表了民初实业界反对官办的呼声。张謇一贯主张缩减官业、扩张民业，目的在于使以往“千万死中求一生”的自由的私人资本主义，能够在政府保护扶植下“有所怙恃而获即安”。[⑧]所以，他在就任农商总长时发布公告称：“自今为始，凡隶属本部之官业，概行停罢，或予招商顶办。惟择一二大宗实业，如丝茶改良制造之类，为私人或一公司所不能举办，而又确有关于社会农商业之进退者，酌量财力，规画经营，以引起人民之兴趣，余悉听之民办。”[⑨]与张謇相同，熊希龄在组成“第一流人才内阁”时也宣布：“官营事业惟择其性质最宜者乃行开办，其他皆委诸民，不垄断以与争利，但尽其指导奖励之责而已”。[⑩]民国初年，资产阶级人物进入内阁参政的情况较多，张、熊等人的政策主张也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体现。　　与立宪派领袖和状元实业家张謇不同，身为清朝大吏周馥之子的周学熙是北洋军阀军事政治集团的一员，他与官营业素有渊源。早在清末，周氏便受袁世凯委托主办滦州煤矿公司，与德商合办井陉煤矿，又在津经办工艺局、银元局、铜元局、北洋造纸厂、劝业铁工厂及唐山启新洋灰公司等，其中部分企业须以5％的经营额报效北洋集团。所以，袁、周等北洋集团在清末即以华北“新政”之名，参与到了官业的经办活动之中。在袁世凯扩军练兵、取清而代之乃至复辟称帝的过程中，周氏担当着帐房先生的角色。袁世凯政府时期，周学熙又两次出掌财政。他以“经济政策”作为整理财政的间接办法，认为“须举公债政策、币制政策、银行政策、产业政策，同时进行，使之收相辅而行之效。”[11]至于实业与财政的关系，周学熙是“赋出于工商”论者，认为工商业是国家重大财源的主要税收的第一次缴纳者。他持理财以税源为重、税源以产业为重的理财观，视振兴实业为开源理财的必由之路。因此，周学熙在他所谓“经济政策”的实施方案中，提出要“实行国家社会主义，使各种产业勃兴，大开利源”，[12]并规划了云南铜矿、延长石油、利国铁矿、漠河金矿、秦皇岛商埠、海塘船坞、口北铁路、各省铁路，沿江一带实行森林法、开设纺织工厂等，10大实业与交通建设项目。　　张、周对于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