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金融监管主体模式的比较选择.docVIP

我国金融监管主体模式的比较选择一、监管机构(主体)为政府部门的必要性及其存在的问题 　　众多理论论述了政府管制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如金融市场失灵论与金融市场崩溃市场论、社会利益论、经济监管论等。由行政机构实施管制已成为美国政府的固有特性。长期以来，人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没有人去怀疑政府在这方面的权力与能力。而恰恰就是这种思维定式，导致了我们监管体制改革的路径依赖。监管方式多种多样，任何国家都有不同、也可以相同。但这里的根本问题就是为谁监管、监管谁的问题。　　监管机构为政府部门，就必须大量减少国有金融的规模与数量，大量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监管部门为政府部门，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随意干预市场，取代市场。目前，我国政府在证券市场上活动的领域非常广泛，已经产生一些负面效应.表现在：政府在授予发行权时有意无意地将募集资金与国有企业改制、国企脱困联系在一起，没有公平地对待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虽然已经简化了证券发行的程序，但实际操作过程中却受到多方面的牵制，证券发行的程序非常复杂；政府监管机构对证券市场的监管效果不理想，市场内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现象比较普遍；政府对市场的过度介入，以及对自律监管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削弱了市场自发的调节功能，加剧了市场外在的不稳定性。　　政府机构为监管部门时存在的问题有；(1)监管反应迟钝、滞后，如美国储贷协会的破产；(2)不能迅速适应金融多元化发展的需要，如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出现不良贷款大量增加时，日本监管当局仍然依赖行政性指导来监控银行和非银行存款机构，银行和非银行存款机构比过去在更大程度上从事资产多元化经营，使监管当局没有能力监管风险。 　　政府部门的监管机构除具有“政府通病”之外，还有缺陷：政府行为大大超过了市场需要弥补的限度.出现无效干预。无为干预、无端干预的局面，监管失灵与失败的现象比较普遍。“政府机制本身并非不要成本，实际上它的成本大得惊人……直接的政府管制也未必会带来比企业和市场更好解决问题的结果”。 　　20世纪7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怀疑各种管制的程度问题和政府解决金融体系不完备市场的能力。斯蒂格勒与1971年认为，在当今经济政治形势日益复杂的情况下，无法确定什么是合理的社会整体利益。即使可以确定也无法保证政府不会将特殊利益置于社会整体利益之上。相反。金融管制的目的是为了维护被管制者主体的利益而不是社会整体利益。管制当局是法则的提供者，而金融机构这一利益整体则是法则的需求者，管制被用于维护各类金融机构在这一特殊利益整体中的各自的市场份额。在麦凯和里德看来，监管机构能够真正地发挥作用是在监管机构获得自我控制与具有较强独立性之后。然而，这是较为困难的，是监管的理想目标之所在。　　二、监管机构为非政府部门的理论依据及其必要性　　1.理论依据　　斯蒂格勒的管制理论认为，国家是强制权的基本源泉，利益集团确信国家利用强制权能使该利益集团的处境得以改善。在政治决策过程中.政党作为权力的专职代表，在了解、掌握选民政治要求的基础上，向选民提供服务，其中包括政治恩惠，这就形成了政治恩惠的供给。作为代价，政党则要向选民提供高质量的服务，以获取选票和资金；而产业界为了获得对自己有利的政治恩惠，须向政党支付一定的价格提供选票和资金，最终在某一水平上达成政治市场的均衡。政府掠夺论认为，政府和政治家并非象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是社会利益的代表，他们有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效用函数，并且与社会利益有很大的差异。政府之所以对银行业进行管制，其直接的目标不是“金融市场失灵论”和“金融市场崩溃论”所宣称的那样，要控制各种市场失灵、控制物价水平和投资水平，为经济增长打下宏观经济基础，为保护存款者的利益。防止各种金融风险的传染，保证金融体系的健康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最优，而是为了自身利益(政治收益和经济收益)的最大化。追逐论或捕获论认为，监管当局往往被被监管者所利用，监管提高的是被监管产业的利益，而不是社会福利。安德烈·施莱弗认为，公共规则的私人执行策略可能成为一个有效的社会选择。由拉·波塔等人所进行的实证分析总的来说也是支持这个观点的。　　2.政府金融“监管失灵”的表现及原因分析　　政府的缺陷主要表现为政府的干预无限扩张，从而导致设置庞大的机构，造成机构臃肿，成为“大政府”，而且超出政府应该调控的范围，层次和力度，不仅没有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反而妨碍了市场机制作用的正常发挥。政府优势的背后隐藏着很多成本，因为很难避免政府滥用职权并使民间部门遭受损失的现象发生。即使政府不滥用职权，由于政府工作人员对他所从事的工作不具有剩余索取权，因而有可能工作动力不足，容易出现官僚主义作风和行为以及产生各种低效率的现象，甚至会出现监管失灵或监管失败的情况。　　既然监管部门可以收费，而且收费不菲，就不一定非要政府部门来承担。监管政策可以由政府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