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储蓄和投资差额将如何演变.docVIP

中国储蓄和投资差额将如何演变当前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特殊政策导致企业和政府高储蓄。 　　储蓄投资与增长模式 　　——资本密集型增长 　　不少研究使用增长核算的方法对中国过去25年经济快速增长的源泉进行了分析。这些研究结论大致是：TFP（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的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显著，且自改革开放以来，这种贡献率一直在提高，年均在2%--4%间。资本积累对GDP增长的贡献一直较大，且不断增长，反映了投资在GDP中的比重大且不断提高的状况。与整体就业缓慢增长相一致，劳动力增长对GDP的贡献一直不明显，过去十年的情况更是如此。 　　——融资主要来自国内 　　充足的国内储蓄意味着外部融资的作用不大。毫无疑问，外国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在中国经济转轨、经济快速增长、开放尤其是外国技术转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流入中国的FDI在流入新兴市场经济体的FDI中占了较大份额。虽然FDI在中国GDP中所占比例达到了3%-4%，但并未成为中国融资的主要来源。同大多数国家一样，国内储蓄对融资起主导作用。尽管投资在GDP中所占比例从2000年的34%上升至2005年40%以上，但国内储蓄总量的增加更快。因此，经常账户盈余在GDP中所占比例从2000年的1.7%上升至2005年7%以上。 　　——对中国高储蓄率的解释 　　一些研究致力于解释不同国家的储蓄模式随时间推移发生的变化。这种方法以影响家庭储蓄的因素为重点，使用宏观经济变量（包括政府融资、利率、通货膨胀、贸易条件、经常账户差额），并辅之以反映人口发展趋势、人均GDP等变量，对储蓄加以解释。例如Loayza、Schmidt-Hebbel、Servly（以下简称LSHS）等人2000年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储蓄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私人部门的储蓄和国家储蓄主要受发展水平（人均收入）、经济增长、财政政策、养老金改革、金融自由化、人口、城镇化、国外借款、外国援助、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 　　但这些因素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的储蓄。Kraay2000年使用LSHS变量所做的多国回归分析发现，1978-2005年间，中国国民储蓄率平均为37%，而国际平均储蓄率为21%。中国的高经济增长和有利的人口状况对此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根据中国的特点，如果以资本形成总值和经常账户盈余之和计算的话，中国的国民储蓄率比模型预期的高出10个百分点。近年来，中国国民储蓄率在GDP中所占比例比模型预计的高出15%-20%。 　　储蓄和投资前景 　　关于中国储蓄、投资以及资本流动存在不同的观点。有观点认为，中国将维持净储蓄者的地位，这是由中国特殊的储蓄行为、经济增长和财政政策决定的。中国的私有部门似乎对未来的福利看得比现在重要（时间取向低）。有模型演示，资本最初将主要从美国、欧盟、日本三个发达地区流向中国，因为在中国的投资收益率较高。如果中国自身的储蓄率下降不是很快，而世界利率也下降不快，那么中国的投资将比储蓄下降快一些。因此未来几十年，资本将开始从中国流向其他国家。2050年后，资本又将再次从美国、欧盟和日本流入中国。 　　另一种观点则从国外资产净额（NFA）的视角分析，认为中国将成为净贷款国.比起其它的新兴经济体，中国严格的资本管制影响了资本的流入。如果解除这些管制，中国居民从国外借款将会更多，而经常账户也会出现逆差。 　　我们对现有研究在两方面加以拓展，从而对中国储蓄和投资的前景做出更全面的分析。 　　一方面，我们在现有模型中引入一些结构性的变量，以此来更好的推断中国储蓄投资的未来变化。另一方面，我们分析了目前一些平衡经济发展所必需的政策调整对未来储蓄和投资的潜在影响。我们发现，根据拓展了的模型，预期的经济结构变化对降低未来数十年中国的储蓄和投资影响不是很大，对外部盈余的影响也不明朗。然而，政策的调整，通过改变国内需求的构成和经济结构，有可能对储蓄和投资产生较大的影响。 　　——结构变量对储蓄投资的影响 　　现有的研究在分析不同国家不同时段储蓄与投资的变化时，运用一些传统的变量，如经济发展水平，人口结构，金融部门的发展等。然而这样的模型在很大程度上不能解释中国的高储蓄水平。原因之一是传统的变量不包括影响企业储蓄的因素，不能抓住影响经济结构的变量。因此，我们在实证研究中引入了代表中长期趋势的结构性变量，主要是工业在GDP中的比重，城市化程度，政府在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上的支出，以及公司治理水平。 　　我们利用232个国家1960-2004年的有效数据，对储蓄和投资作了进一步分析。我们发现，一个国家的工业化程度（工业占GDP的比重）对储蓄有很强的并且统计上显著的影响。城市化对储蓄有预期的负面影响，但在统计上不显著。政府在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