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布兰伯格记者拒绝出庭作证案.docVIP

布兰伯格记者拒绝出庭作证案① BRANZBURG v. HAYES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1972） （一）案例简介 案由：布兰伯格是一名记者，曾经写过一系列报道，涉及到他所暗查到的毒品事件。但他拒绝在州最高陪审团前作证，也拒绝指认他曾目睹携有大麻和提炼大麻的人。潘帕斯是马萨诸塞州一名电视台记者，因报道“混乱的社会”，被允许在黑豹党的总部停留了几个小时，条件是他不能揭发任何情况。事实上他确实没有报道任何事。卡德威尔是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他曾在采访黑豹党领导后写过一些相关报道。但他拒绝在联邦最高陪审团前作证，也拒绝协助调查“大量可能出现的违法行为”，其中甚至包括暗杀总统。 初审判决：初审法院指出，如果具有“压倒一切的国家利益”，并且“他的证据不能以其他方式呈交（只能以法庭作证的形式）”，就可以要求他们揭露一些机密的信息。但卡德威尔认为仅有“国家利益”这点理由是不够的，因而拒绝出庭，被判为藐视法庭。州法院维持了对布兰伯格和潘帕斯的判决。但这些记者认为，除非政府能够确证有关的这些犯罪信息不能从任何其他渠道获得，否则仅凭这些理由，不能要求他们履行出庭作证的义务。 终审判决：联邦最高法院终审判决维持原判。 （二）终审判决书 （该联邦最高法院判决书由大法官怀特呈递） 本案的问题在于，要求记者在州或联邦最高法庭出席作证，是否违反了第一修正案，侵害了言论和出版自由权。我们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根据第一修正案，记者声称他们为了采集新闻，有必要不公开信息提供者或是不揭露某种事实。如果记者被迫对陪审团泄露了机密，会使信息提供者不再愿意提供有价值的信息。这样就会损害第一修正案保护的信息自由传播。 采集新闻是有权受到第一修正案的保护的。如果采集新闻得不到保护，那么出版的自由就失去了意义。但是这样的案件并没有涉及到侵害集会和言论自由，也不包含对出版材料内容的处罚。出版社使用机密的信息并不会受到禁止和管制，也不存在要求出版社公开信息来源。因而惟一的争论在于，记者是否有义务像其他公民一样，秘密回答最高陪审团关于犯罪调查的问题。宪法从未给予普通公民以特权，使他们可以拒绝向法庭透露其秘密得到的信息。尽管如此，却有人称记者可以拥有这种特权。 即使记者有最大限度的权利，也不能使他们可以不履行他们的职责：出庭并回答有关犯罪的问题。陪审团进行调查的权利必须不受限制，这也是最高陪审团的传统角色。长期以来我们确立了这样一条原则：“公众有权要求每个人提供证据”，除了那些受到宪法和普通法保护而拥有合法特权的人。这条原则一直适用于最高陪审团的审判程序。有人认为记者有法定的特权，但是联邦法律从来都没有规定过这种特权。 有人要求我们根据第一修正案，授予记者一项其他公民不能享有的特权。我们拒绝了这个要求。记者应当向其他公民一样，在陪审团正当的审判过程中出庭作证。这个论断并不会威胁到记者与信息提供者之间的机密关系。只有当信息提供者本身涉嫌犯罪，或其掌握的信息与犯罪有关，陪审团才能要求记者或消息提供者准确证实犯罪情况。而目前没有证据表明，这类机密信息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属于犯罪范围的。 在另外一些情况下，信息提供者本身不进行犯罪活动，但他们所掌握的情报表明有其他人在从事非法活动。新闻记者经常从这些人那里得到消息，但他们必须同意不公开提供者的名字和隐瞒一些其他信息。有争论认为，强迫记者帮助陪审团进行犯罪调查，会阻碍信息的自由流通。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也是没有证据的。然而，仍然不确定的是，记者被迫出庭作证到怎样的频繁和程度时，才会威胁到这些提供者不再提供信息。没有证据表明，如果法庭强调在宪法和法律下记者有出庭作证的义务，就会明显的阻碍信息传播给公众。 禁止信息提供者秘密向记者揭露真相可能会产生后果，对这个后果的估计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理论上的推测。要详细讨论这些信息提供者自身的观点是很困难的。尽管如此，也要考虑到有这样一种情况出现，即一些本身不牵涉到犯罪的信息提供者，由于害怕被记者在调查中指认，会拒绝向其提供信息。有人争辩说，从身份不明的提供者那里得到的消息更加有益于预防犯罪。我们不同意这样的观点。 还有一种看法认为，如果我们拒绝根据第一修正案给记者提供一定的特权，将会削弱出版社采集和散播信息的自由。但历史并没有证明这一点。从建国开始，宪法就没有保护信息提供者，但出版业一直在发展，并且现在已经发展很快。据说当前秘密的出版社数量增多，而出版社与官方之间却存在相互的不信任和紧张态势。最高陪审团对犯罪的调查，是履行政府的基本职能，保证公民的安全与权利。在这里，政府必须“提供令人信服的实质性证据，证明信息收集与国家利益有联系”。①这很明显，在铲除非法毒品交易，防止暗杀总统和暴力扰乱公民自由等方面，存在重要的国家利益。因此，最高陪审团可以要求他们向其他人一样出庭作证，因为他们有可能提供有价值的信息，以帮助政府判断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