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文学史论文】《政治化思维与三十年代中国文学论争》.docVIP

政治化思维与三十年代文学论争 朱晓进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三十年代文学论争受制于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政治化思维在论争中起了重要的甚至是主导的作用。论文通过分析三十年代重要文学论争中各方的政治态度、政治情绪特别是成为某种惯性的政治化思维，以及这些因素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到底以什么方式，最终支配着文学论争各方的行为和导致了论争的过程与结果，由此不仅突现了三十年代文学论争的一些基本的和重要的特征，而且多少找到了这些特征得以形成的重要根源。 关键词：政治化思维；三十年代文学；文学论争 作者朱晓进，1956年生，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20世纪30年代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使当时各文学派别的文学观念都明显地带有政治倾向性。这直接影响到30年代的一系列重要文学论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30年代文学论争中的各方，所持的观点往往并非出自文学的或学术的思考，而常常是从自身的政治立场、政治态度出发，针对自身对当时政治文化形势的理解而采取的某种文学策略。政治化思维在30年代文学论争中起了重要的甚至是主导的作用。在中国20世纪文学的发展中，30年代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20世纪文学发展过程中的许多问题、许多症结可以从30年代找到源头。在其后的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我们从文学论争、文学讨论乃至文学批评中，都能发现30年代文学论争中所形成的一系列特点的遗存。揭示和研究30年代文学论争中的政治化思维，分析其形成的根源，对加深理解30年代文学的整体状况乃至整个20世纪文学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 三十年代权力主体与权力客体之间关系的紧张，造成了各政治派别相互之间的严重疏离。广大社会成员对国民党的官方政治概念、政治价值取向以及操作方式普遍缺乏认同感；这种状况下，民众的政治取向是多头的。三十年代国民党政府试图通过施行一系列文化控制方略来扼制这种多头政治取向的势头，却反而引发了来自各自权力客体自发形成的政治文化反弹。当权力客体处于没有政治自由的状况下，包括文学在内的传媒便成了他们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与“权力主体”进行抗争的手段。又由于各权力客体之间因其代表不同的政治利益集团或利益群体、阶层，他们所持的政治见解也相去较远，因而，各派纷纷利用文学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阐释自己政治价值观。因此，三十年代的文学论争，事实上往往是各政治派别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阐释自己政治价值观的一个窗口。也正因为如此，三十年代的几乎所有的文学论争，都有着鲜明的政治文化背景、政治文化潜因，人们在文学论争中看问题的角度也首先是政治的角度，而非纯文学的角度。 因为在论争者看来，文学问题事实上已非关文学本身，而关系到自己政治意愿的表达和政治见解的阐释。因此，参与论争，是获得政治发言权的极其重要的也许是唯一的机会。三十年代文学论争中人们所表现出的巨大的热情和兴趣，其中有很大的成份是政治的热情和政治的兴趣。但是，当文学的目的完全政治化，文学的言说一旦被系统化为政治话语，就成为一个具有意识形态排他性与专一性的系统。这个系统被用来阐发或攻击某种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或用来阐发或反对某种政治理想的合法性。因此，三十年代的许多文学论争，事实上都明显表现为各派政治势力之间争夺借文学表达政治意愿的话语权的斗争。 争夺话语权，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获得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阐释自己的政治价值观的权利。在新时代来临之际，谁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谁就能引领、甚至拥有这个时代。这一点，在三十年代的各派政治力量那里，对此都是非常明白的。国民党政府在获得政权以后，并没有忘记对这种政治话语权的控制。他们先是提倡“三民主义文学”，但由于“四、一二”之使“三民主义”蒙羞，“三民主义文学”几乎没有产生什么社会影响。面对日盛的“普罗文学”的声浪，他们又抬出了“民族主义文学”的口号，试图用“民族意识”、“民族精神”来抵抗来自左翼文坛的“阶级论”话语。“民族主义文学”者们为现实政治权力作辩护，理所当然地要向传统的政治经典中找寻合适的政治语言，这是因为中国传统的政治经典中所充斥的内容基本上是立足于阐述现政治权力之合法性的政治语言。直到1934年的所谓“新生活运动”，作为统治者话语的中心内容仍是传统的“四维”、“八德”。与此针锋相对，左翼文坛再次掀起大众语的讨论。大众语的讨论，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是三十年代文学论争中不多见的。国民党以正统自居，故思想、语言要复古；左翼以劳动阶级、广大群众为旗帜，故语言要大众化，这其中所隐含的就是争夺话语权的斗争。“大众”一词，在一段时期内成了最时髦的，出现频率最高的语言。“大众化”的讨论，不仅成了左翼文坛针对统治者的话语武器，而且也使得左翼文坛因此而得以靠着“大众”、“群体”的力量，引领了整个的时代。 在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