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概论案例】美国政府侵权行为责任模式及评.docVIP

美国政府侵权行为责任模式及评析 政府及其雇员的侵权行为责任是一个广阔而且重要的法律领域。在现代社会，由于政府职能的不断扩大，政府违法行为发生的机会也越来越多。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就愈发显得必要。诚如王名扬先生所言，美国虽然是一个民主发达的国家，但是其放弃主权豁免原则的进度与程度和其他文明国家相比，较为落后。在美国，尽管存在政府违法的情况，但传统的主权豁免原则认为，非经联邦政府同意不得对其提起诉讼。美国宪法第十一条修正案[3]的规定免除了各州在联邦法院被美国或外国公民起诉。尽管建立在古老的英国法谚“国王不可能为非”基础上的主权豁免原则一直受到广泛的批评，但是它依然牢牢地扎根在美国的法律学说之中。尽管主权豁免原则继续存在，但是受美国政府违法行为侵害的受害者们还是有种种可供选择的救济手段，包括依照《联邦侵权索赔法》起诉，依贝文斯判例（Bivens）[7]起诉及依《美国法典》第1983节起诉。《联邦侵权索赔法》允许对得到联邦机关及其代理人授权的州的过失侵权行为而起诉联邦政府。贝文斯判例是一项美国法院创设的受害人就联邦雇员的违宪行为造成的伤害，根据联邦宪法修正案第4条而直接提起的侵权诉讼。《美国法典》第1983节主要是使依据州法执行公务的州与地方政府的官员，因其剥夺联邦宪法或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的行为而承担责任。依照第1983节的规定，州政府不能被起诉；但是市政府的雇员在执行一项市政府的“官方政策”或“惯例”时，如果违反了联邦法律，则市政府要承担责任。除了将责任配置给不同的当事人——由政府机关到官员个人，美国政府侵权责任制度还包含有不同的免责事由。如《联邦侵权索赔法》就规定有大量的抗辩事由，包括“自由裁量权”抗辩。这一抗辩排除了政府对于它的代理人在自由裁量权的范围内所采取的行动——即以政策为基础的决定所承担的责任。它旨在防止过分压抑官员们的决策职能，同时又能保证三权分立。出于同一考虑，在相同的情况下官员个人能够不被他人依照贝文斯判例或第1983节起诉的责任，其目的也是为了防止压抑“公众的意愿所要求的决定与判断”。然而，必须注意的是，依据《美国法典》第1983节被诉的市政府，不具有要求对其代理人的行为免责的资格。二、美国政府侵权法的理论基础 尽管形式上有所不同，但每一种政府责任制度都力图平衡与促进政府侵权法的目标：赔偿、风险分担、威慑、法治、有效力的决策、权力分立与联邦主义。赔偿、风险分担、威慑与对法治的尊重都要求政府承担责任。政府侵权法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救济因政府官员造成的单个受害者的损害。赔偿尽可能使受害者所受损害得到恢复，并通过众多纳税人来分担损害赔偿的费用。此外，美国政府侵权法旨在通过威慑方法减少政府官员违法的数量。承担责任的可能性促使官员们设法将其违法行为降到最低限度。进一步说，要求政府对其代理人在受雇范围内的行为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也是对法治的尊重。与个人行为者不同的是，如果政府机关被免除侵权责任，那么他们将任意损害他人而不受惩罚，从而将凌驾于法律之上，这也有悖于法治社会的根本宗旨。正如美国学者Peterson所指出的，由政府承担责任可能会抑制政府行使公共职能的活力。如果政府官员对他们的违法行为承担个人责任，那么他们可能改变其行为以便最少的承担风险。与作为政府相对人的私人部门——他们承担风险将获得报偿——不同的是，政府官员们可能特别讨厌风险，因为他们几乎不能因“正确”的决策而受到报偿。受益的只是习以为常的全体公众而非官员个人。而且，官员们必须面对技术上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及易变的规则。由于政府资源的有限性及经常与公众打交道的需要，很多政府部门的决策必须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迅速作出。所有这些都增加了官员们从事的行为以后可能会出问题的机率。而且，官员们因违法行为造成相对人个人损害的可能性非常大，包括名誉受损、诉讼费用、损害赔偿责任，这些损害会造成官员们个人职业上及经济上的毁灭性灾难。上述因素都表明了政府的代理人可能会采取一种将其个人风险降到最低程度的策略。这些策略主要有以下几种：如雇员们可以完全不采取行动、拖延行动或采取不必要的措施来作记录以证明其行动的正确，或者选择一种不太理想但风险较小的行动方案。尽管某些此类措施也许可以通过慎重的考虑，从而减少轻率或不当的行动以至最终有利于社会，但普通官员们既有意愿也有机会采取那些“完全不顾及社会的价值与利益平衡”的策略。因此，使政府代理人个人承担可能的责任会导致扭曲官员决定制定过程的极大风险。为了制定合理的政府侵权政策，国会必须平衡补偿、风险分担、威慑与尊重法治这些利益和过度的威慑造成的弊病之间的冲突。在美国联邦政府方面，权力分立原则与防止过度威慑的目标一样，使得某些对政府侵权责任的豁免正当化。当联邦政府的代理人作出政治上的决定时，他们要平衡可选择的行动方案可能的利弊。同样，法院在估量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