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登编辑—SSCI和AHCI标准在中国的应用探讨.docVIP

沃登编辑—SSCI和AHCI标准在中国的应用探讨 SSCI和AHCI标准在中国的应用探讨 1　SSCI和AHCI标准及其应用问题SSCI(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和AHCI(ArtsHumanitiesCitation Index，艺术和人文学科引文索引)是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ISI)继1963年SCI(科学引文索引)创立后编辑的另外两种大型综合检索工具，是目前国际上普遍使用，旨在记录和反映期刊中社科和人文文献的收录和引证关系的检索工具。它们以具有量化指标，并具有收录广泛性、学科综合性和评判客观性等特点而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因此，国际社会科学和人文学术界已把它们作为评价一个国家、机构或个人研究水平及其学术影响力的主要依据，形成了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成果评价的SSCI和AHCI标准。很显然，SSCI和AHCI作为学术评价标准，具有简单易用的可操作性、定量评价的客观性、广泛通用的国际性等多方面的优越性。然而，科研成果的评价是一个多元的、多层次的过程，除了要求说明它对其他文献的影响力外，还应该考察它的实际的认识功能方面、在符合社会需要方面、在经济投入和产出效益方面的表现，这些都是SSCI和AHCI标准所无法单独胜任的。与SCI一样，SSCI和AHCI标准作为定量指标，有它与生俱来的局限性和自身特有的缺陷。科学计量学家们多次告诫学术界不能过分依赖定量评价指标。正如普赖斯所说：无论我们在认识科学家的生产和科学创造内聚力的结构和模式方面是如何的成功，我们仍然还需要科学社会学家、科学心理学家，因为他们所从事的科学研究是不能用计量学术语来描述的[1]。国际学术界在使用SSCI和AHCI标准时，也只是把它作为宏观粗略的统计学意义上的质量指示器(indicator)，用来辅佐定性的同行评议。因此，过分依赖SSCI和AHCI标准来评价社会科学和人文科研成果显然是有问题的。在中国的具体情况下，SSCI和AHCI标准的应用还存在更多的其他制约因素，以致于人们有理由反对SSCI和AHCI标准的应用。反对在中国应用SSCI和AHCI标准的理由很多，但综合起来看，似乎较为有力的理由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类反对理由，由于语言差异等原因使得中国期刊被SSCI和AHCI收录的数量甚微，以至于从被收录的期刊数量来看，SSCI和AHCI标准用于评价我国社会科学期刊质量和整体研究水平，显然在统计学上失去意义。[2]这也就是说，SSCI和AHCI不具备对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的评价能力。第二类反对理由，由于收录中国期刊太少，如果在奖励、晋升、基金的发放上过分强调SSCI和AHCI标准，在SSCI和AHCI标准的刺激下，一些高水平的科研人员纷纷把稿件投向国际上影响因子比较高的刊物，结果可能导致国内期刊很难见到我国高水平学术论文的尴尬遭遇。这样，尽管被SSCI和AHCI高水平期刊收录的中国研究者论文快速增长，但国内期刊在论文质量上的下降会削弱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从而造成恶性循环，反过来又阻碍我国社会科学研究水平的整体提高。[3]第三类反对理由，强调中国特色：中国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应该主要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这些问题的特殊性决定了SSCI和AHCI这种国际标准不适用于中国。应该说，这些反对理由都是客观上存在的，是在中国应用SSCI和AHCI标准时必须认真处理的问题。本文就着重对这个三方面的问题进行研究分析。2　SSCI和AHCI对中国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的评价能力问题的确,SSCI和AHCI收录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极少。多年来,ISI检索系列中的SSCI和AHCI所收录的中国大陆人文社会科学期刊中一种中文刊物也没有。大陆英文期刊也只有Chinese Literature一种进入AHCI，而SSCI收录的中国大陆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则一种也没有。然而，SSCI和AHCI对中国期刊收录太少并不就是SSCI和AHCI不能反应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状况，不等于SCI和AHCI不具备对我国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的评价能力。恰恰相反，通过了解SCI和AHCI对中国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情况的反映，我们可以看出：SCI和AHCI很好地反映了中国高层次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情况，因而对我国高层次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具有很强的评价能力。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情况主要通过以下三种途径在SSCI和AHCI中得到反映:第一种途径，直接收录中国期刊。尽管SSCI和AHCI收录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除了Chinese Literature外便再也没有第二份了，但SCI所收录有近几十种中国自然科学期刊，其中的《科学通报》、《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等所包含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信息也在SSCI和AHCI的数据中反映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