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研究》在胡塞尔现象学中的地位.docVIP

在“构造”与“分析”之间——《逻辑研究》在胡塞尔现象学中的地位 曹街京（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美国） 如果一部哲学作品的成功标准在于是否被译成世界上的主流语言，那么胡塞尔的《逻辑研究》倒像寓言中的乌龟那样，最终胜出了比它快得多的对手，这一点从它克服英语障碍的时间上可以看出来。《逻辑研究》于1900－1901年在德国出版，它的登场并不闪亮，相反，它迈着不慌不忙的稳健步伐，奋力穿越经过两次战争洗礼的世界格局，最后抵达了更为广阔的视界。首先降临的是1909年的俄文译本，跟随其后的是西班牙文译本（1929年）、法文本(1959年)、意大利文本（1968年）和日文本（1968年）。时代在永不停息地向前挺进，在时代的这一差不多是催眠般的节奏中存在着某种挥之不去的情感，这一情感顽强地发挥着作用，对时间的流逝进行抵抗。这样，直到1970年，胡塞尔的这本最重要的核心著作才通过J. N. 芬德莱(J. N. Findlay)而最终走入英语世界。 英文本相对滞后的原因可能与全球文化气候的改变所必须的时间有关。毕竟两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半个世纪的历史在邻邦之间留下了很多隔阂。然而我们也可以提供一种更有说服力的解释：胡塞尔曾考虑过保护其遗产的方案，我们只要回溯一下这一方案实际上的演变过程即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曾对胡塞尔的自由作过限制的政治压力结果同样促成了他的思想的播撒，因为他的追随者们在美国避难。但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虽然还无法预见到这样的发展，可胡塞尔的思想已经飘泊到美国，因为他的毕生作品的未来希望似乎再也不在欧洲了。在这种情况下有两个关键人物，胡塞尔很信赖他们，把他们看作同事，他们就是他以前的学生，来自哈佛的M. 法伯(Marvin Farber)（1923－24年在弗莱堡）和D. 凯恩斯(Dorion Cairns)（1924－26年、1931－32年在弗莱堡）。他们将带着胡塞尔的祝福在美国把他的哲学继续进行下去。他们的开拓性工作绝大部分在于提供了翻译。 胡塞尔在1936年8月18日写给法伯的信中首先提到了凯恩斯已经译完了《笛卡尔式的沉思》和《形式的和先验的逻辑》的主要部分，接着他谈到另一个更为要紧的翻译课题：“……在世人的眼中，我仍然是《逻辑研究》的作者。这本书对理解现象学的新问题和新思路是必不可少的基础。这对英美读者来说尤其如此”。然后他很客气地请求法伯：“您难道不愿意从事这部作品的翻译吗？当然首先是这本书的前言。9月份，我以前的助手兰德格雷贝博士（布拉格大学讲师，我已经授权他保护我的档案手稿）将来弗莱堡，他此行的目的是誊抄手稿并为出版作准备。如果您愿意翻译的话，我将同他讨论一下是否应该准备一份合适的、小一点的手稿译成英文”。在信的末尾，胡塞尔敦促法伯与凯恩斯取得联系，他强调说，现象学是“一项合作的事情，它是一条以他者的名义在其永恒必然性中（sub specie aeterni）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纽带。”[①] 在这一阶段，法伯似乎把胡塞尔的建议差不多逐字逐句地放在心上。他在几个月内就与凯恩斯建立了联系，胡塞尔在11月20日的信中对他的努力表示了谢意。胡塞尔去世（1938年）后不久，法伯与其他18位创始人一起组建了国际现象学学会。[②]在1939年纽约的第一次会议上，法伯和凯恩斯分别被推选为主席和副主席。法伯马不停蹄地作出了进一步的推动，他模仿胡塞尔著名的《年鉴》的名称于1940年创办了杂志《哲学与现象学研究》。 我们再来看一下《逻辑研究》的翻译这一核心问题。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法伯可能是美国唯一一位拥有完成这一任务所需全部资料的哲学家，他个人甚至对胡塞尔有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感。如果他已下定决心，那么在1940年代，胡塞尔的这部巨著将获得时序上的地位，而且极有可能将会免去25年以后芬德莱所作的巨大努力。但法伯的想法是，别无选择，只能是择要地意译一些段落，撇开那些多余的或死板板的技术内容，这就使得呈现在对现象学有兴趣的人面前的是对这一作品的准确说明而非字面上的翻译。结果是一种妥协，是以对胡塞尔的现象学进行广泛评论为形式出现的妥协。评论的范围从早期的《算术哲学》一直到《观念》时期。 然而法伯对他的这本书标题的选择却是有意而为之的。很明显，这是在回应胡塞尔自己对《逻辑研究》的描述，胡塞尔在1936年8月的信中把这本书描述为“理解……现象学的必不可少的基础”。《现象学的基础》最终于1943年问世。尽管从技术上说这本书不是对《逻辑研究》的翻译，但这并不妨碍法伯在序言[③]中声称：这本书“包含了……他（胡塞尔）的最著名作品的主要内容，这从根本上实现了对胡塞尔的承诺，即用英语呈现这本书”。法伯强调他实现了对胡塞尔的“承诺”，这一强调具有特殊的辛辣意味，因为早在1962年，即在他披露他对往昔恩师所具有的晚辈般的遵从之情之前五年，他已经无可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