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地区文化资产保护领域的理论与实践.docxVIP

台湾地区文化资产保护领域的理论与实践一，前言 在我国宝岛台湾，文化遗产又被称为“文化资产”。“文化资产”一词所涵盖的领域非常广泛。据台湾方面1982年5 月26日公布的《文化资产保存法》第3 条规定，所谓“文化资产”，具体包括以下内容：一，古物：指可供鉴赏、研究、发展、宣扬而具有历史及艺术价值或经教育部指定之器物。[1] 二，古迹：指依本法指定、公告之古建筑物[2] 、传统聚落[3] 、古市街[4] ，考古遗址[5] 及其它历史文化遗迹[6].三，民族艺术：指民族及地方特有之艺术[7].四，民俗及有关文物：指与国民生活有关的食、衣、住、行、敬祖、信仰、年节、游乐及其它风俗、习惯之文物。五，自然文化景观：指人类为保存历史文化及保育自然之需要，而指定具有保存价值之自然区域、动物、植物及矿物。六，历史建筑：指未被指定为古迹，但具有历史、文化价值之古建筑物、传统聚落、古市街及其它历史文化遗迹。 一言而蔽之，所谓的“文化资产”，系指具有历史、文化、艺术价值之古物、古迹、民族艺术、民俗及有关文物和自然文化景观等。 从体例上看，它与日本[8] 、韩国[9] 对文化遗产的划分已有较大不同，它并没有采用日本人发明的“有形文化财”与“无形文化财”那种内涵、外延都较模糊的分类方法，而是采用了“古物”、“古迹”、“民族艺术”、“民俗及文物”和“自然文化景观”等中西方较为常见的通俗叫法。而且，他们所提出的“文化资产”一词，着实已经涵盖了世界各国对文化遗产理解的所有方面。与日本、韩国文化遗产主要由文化财厅统管不同，在文化遗产的管理上，台湾地区实行的是多头管理体制。按《文化资产保存法》规定，古物与民族艺术之保存、维护、宣扬、权利转移及保管机构之指定、设立与监督等事项，由教育部主管；[10]古迹、民俗及有关文物之主管机关在中央为内政部，在直辖市为直辖市政府，在县（市）为县（市）政府。历史建筑之主管机关在中央为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在直辖市为直辖市政府，在县（市）为县（市）政府；[11]自然文化景观之维护、保育、宣扬及管理机构之监督等事项，由经济部主管。[12]而关于文化资产保存之策划与共同事项之处理，则由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13]会同内政部、教育部、经济部、交通部及其它有关机关会商决定。[14]而各级地方政府则依中央主管机关之授权，负责执行各该地区内文化资产之保存及管理工作。[15]从表面上看，文化遗产的多样性需要多头管理，但这种多头管理模式也给台湾文化资产保护工作带来诸多困难，故台湾方面正准备将文化遗产中的古物、古迹、民族艺术、民俗及有关文物等业务移交文化部统一管理。 二，台湾地区文化资产保护运动的历史脉络 台湾地区对文化遗产的保存，可追溯到日治时代。1901年1 月，当时的总督府民政部法务课出于殖民政策的需要，组建“台湾惯习研究会”以了解台湾民俗。由于其研究目的是为日本殖民政策服务，所以当时的参与者多是日本学者和台湾的亲日文人。这个组织还发行过一个名为《台湾惯习记事》的月刊，该刊一直持续出版了7 卷，共计80期。这个刊物的宗旨虽然只服务于殖民政治，但其史料价值却不容忽视，因为能以科学手段记录近百年前之台湾民俗者确实并不多见。光复后，台湾民俗学研究重心渐渐移至学术研究机构和教学机构，如中央研究院的民族学研究所、历史语言学研究所、各大专院校有关系所、地方文献机构、学术团体及博物馆或相关基金会等等，学术成就亦较可观。 从法律层面看，虽然《台湾都市计画令》及《台湾都市计画令施行规则》等与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直到1936年才正式公布，但事实上早在1900年，台湾的一些主要都市，都已经开始根据日本相关法令来实施台湾地区的城市改造计划和城市规划，以防止台湾地区都市土地的滥用。 日本大正八年，也就是1919年，日本针对本土情况制订了《史迹名胜天然纪念物保存法》。1922年，在针对台湾制定的《行政诸法台湾施行令》中明文规定：日本的《史迹名胜天然纪念物保存法》也适用于台湾。台湾文物古迹保存工作自此拉开序幕。不久，由官方组织的一系列史迹名胜天然纪念物调研工作随即启动。紧接着，台湾总督府根据调研所得，陆陆续续地推出保护名单，城址、炮台、文庙、书院等重要遗迹受到最初保护。当时虽然也有一些重点遗迹开始实施保护项目，但当时台湾总督府关注最多的还是配合市政发展，解决拆与留的问题。当时一些重要古迹被拆除，所能保留的只是那些具有象征性的古建部件，如老城的城门楼、迁移布政使司衙门、急公好义坊、黄氏节孝坊等等，而台北的老城墙等重要性建筑都是在这个时候被拆除的。 台湾光复后，国民党当局遂将1939年在大陆颁布的《都市计画法》移植台湾，但条文过于简陋，无法适应台湾新都市发展需求，所以台湾地区一直沿用日治时期的法令法规。为满足台湾城市发展的需要，当时的内政部也曾于1964年、1973年两次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