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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文学 西汉、东汉总共四百多年的统治，在多方面奠定了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的基础。统一的封建专制王朝，需要有相应的思想文化措施来维护和加强它的统治，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状态，是不能继续下去了。 西汉王朝建立后，在多方面继承了秦的制度，但在刑法和文化控制方面，则采取较为简约宽松的政策。 在叙述汉代文学概况之前，我们首先对秦代文学作一简略交代。秦王朝历时甚短而轻视文化，文学上可说的东西很少，大致只有一部《吕氏春秋》和李斯的一篇《谏逐客书》。《吕氏春秋》是秦丞相吕不韦门客的集体著作，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又称《吕览》。它以儒学为中心，兼收先秦各家学说；内容以政治为主，而涉及广泛，故一向列为杂家。 《吕氏春秋》全书由一百数十篇彼此独立而又相互联系的短文组成，大都先立论，而后引证史实或寓言故事，文字简明，条理清楚，有一定形象性。 李斯原是楚人，入秦官至丞相，辅佐秦始皇完成统一大业。《谏逐客书》为劝阻始皇驱逐非秦国人士而作。李斯本是战国游士一类人物，文章也有明显的纵横辞说的习气，文辞华丽而铺张，气势奔放，说理透彻，是传诵的名作。 汉王朝统一强盛的局面，为汉代文学提供了新的基础。 在中国文学史上，汉代是文学的价值开始受到重视的时代。文学的地位即使不如政治、哲学那样显要，至少已经被看成是人类精神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也就是文学的价值开始受到了重视。 具体表现之二，是文学创作的兴盛，以汉武帝时代为例，写作辞赋的，有武帝本人，有淮南王等诸侯，有御史大夫倪宽等公卿大臣，有董仲舒、司马迁这样的名儒学者，更不用说还有司马相如等一批专门家。作品的数量与先秦相比可谓惊人。 具体表现之三，是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文学活动的文人群，他们仅仅或主要凭藉文学才能而得官职，并以文学写作为自己的主要事业。这一现象，是先秦时期所未曾有过的，而在此后的中国文学史上则成了常态。 具体表现之四，是由于辞赋的兴盛，作品的增多，汉代初步出现了区别文学与非文学的意识。 以上四点证明：在汉代，以辞赋的创作为中心，文学的价值确实开始受到重视。但同时也需要指出：这种重视的程度依然是有限的，并且是受到其他价值观的束缚的。至少在理论上，文学还没有被承认具有完全独立和高尚的价值。 汉代出现了许多新的文学样式，为后世文学奠定了重要基础。以前我们说过，先秦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源头，其影响极其深远，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后世通行的各种具有特殊语言形态和特殊写作要求的文体，基本上不是在先秦成立的。 汉代形成了五言诗，并于东汉中后期开始在文人中流行。这种诗体在魏晋南北朝文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唐以后又与七言诗并列，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两大基本样式。并且，七言诗也是在汉代就开始孕育，只是尚未成熟。 汉代在楚辞的基础上吸收先秦其他文学的成分，形成了新型的辞赋。汉代文学的主流是辞赋。 在辞赋的推动下，汉代还出现了各种四言韵文样式，如颂、连珠、赞、箴、铭、碑铭、吊文、哀辞、诔等，在后代大都仍属于流行的文体，产生过大量的作品。 对汉代以政论为主的实用性散文，考虑到早期文学的特殊情况和它对后代文学发展的广泛影响，我们仍将它作为文学史的一部分来介绍。 由于汉代文人将在辞赋中磨炼成的修辞技巧运用于散文，推进了散文的修辞化，到东汉后期，已经出现骈偶相当工整的文章。及至魏晋，正式发展为骈文。这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为精致的美文形式，从魏晋到唐代风靡了数百年。后来虽说遭到唐宋古文运动的打击，但它在文学史上的价值，终究是不可否认的。 近人刘师培说：“文章各体，至东汉而大备。”（《中国中古文学史》）指出了汉代文学这方面的成就。应该注意到，文体的发展，本身也是文学史发展的重要内涵。 汉代是中国文化定型的关键时期，继承秦朝而来的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政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社会意识形态建设，以“经明行修”为标准选举士人为官的制度，所有这一切都成为了文学发展的重要背景。 一般认为，汉代的文学成就主要是赋、散文、乐府和五言诗歌。其中，赋是最具代表性的汉代文体，吸引了当时大量的才华之士进行创作；以贾谊等汉初文人为主的诸子散文，以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为体现的历史散文，被看作是中国古典散文的典范，所以有“文必秦汉”的说法； 乐府诗歌，尤其是其中的民歌，乃是《诗经》“国风”之后的又一重要收获；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新兴的五言诗，不仅在《诗经》的四言时代之后，开创了新的诗体，而且将日益成熟的文人的趣味和情绪自由地表达出来。 对于文字本身的审美效果的清晰认识，文体的成熟，文章观念的发展，文学价值的较为普遍的社会意识，文人的增多及其社会地位的提高，等等，这些文学要素的汇聚，使得文学在汉代，特别是东汉时期有了长足的进展，并呈现出较为自觉的态势。 汉代虽不是中国历史上文学成就最高的阶段，却对于文学传统的塑造起了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