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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耕文明的社会转型与动力机制文/匡晓明+姜珺 2009年不仅是新中国建立的60周年，也是新中国城市化进程的60周年。中国的城市化率由1949年的7.3%上升到1978年的17.9%，再到2008年的45.7%，这使中国成为世界城市史上高速城市化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城市化的实质，是农耕文明向工商文明的跃迁中，因工业化所引起的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区域转移的空间集聚过程；中国持续的城市化大跃进，也是与庞大的非农人口集聚相同步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全面转型。从前现代的乡土中国到现代的城市中国，农耕模式曾经是最大的阻碍，如今则成为最大的动力。如何在这一影响世界的历史进程中理解过去，理解农耕文明在中国既有的生态地理条件下发生的内在基因和固有矛盾，理解中国在持续的革命与改革中实现社会转型的动力机制，将有助于我们对城市化的未来作出更清晰的判断，从而有可能在一种持续数千年的文明模式内部，梳理出城市中国的中国特色。 农耕与工商 前现代中国是一种由农耕经济、大一统政治和儒家文化高度复合而成的文明体。长江和黄河为发达的稻作农业提供了基础；大一统政治则将整个旧大陆东端两条世界级河流的灌溉资源加以整合，以对其农业基础加以优化；而儒家文化则以家国同构的方式将中央政权和地方经济联系在一起。作为先进生产力的农耕经济不仅将农业和手工业发展到了制度意义上的极限，并且也将农耕文明发展到了地理范围内的极限。中国因此演化成为一个在高原、戈壁、沙漠、海洋等天堑和蛮荒地带的封闭围合下、与生态地理条件相吻合的文明体；她在疆域和资源上的地大物博，与其它文明体之间的相对隔绝，以及农耕经济自给自足的体系特性，逐渐发展出一种“自我全球化”的天朝心态。在这个中央帝国对外开放时，她的“无奇不有”可以令其长期维持贸易顺差；而在其闭关锁国时，其发达的农业、庞大的腹地则提供了独善其身的避险空间。这一传统不仅体现在新中国前30年自力更生的工业化模式之中，而且也在国际市场全面萎缩的今天，国家对内需市场的大力提振中得以继承。 如果说长城是天朝上国对外防御的物理边界，“围城”就是其对内管理的城市化模式。相对于更为机动的工商业，农业强调对土地的驻守，传统中国城市因此成为对土地、粮食和财富实施管理的行政单位，其城市化过程通常和土地的分封有关，作为自然经济的管理空间“城”要优先于作为市场经济的交易空间“市”。相对于城市的行政组织，作为农业生产单位、星罗棋布地分布在城市之外的农村则更多依赖于地方宗法社会的自我管理。与今天贫富悬殊的城乡二元结构不同的是，前现代中国的中央和地方、城市和乡村之间因儒家文化的同构作用，形成了相对平衡的对等结构；除了盐铁贸易等被国家垄断的核心资源之外，地方社会能够将垂向的宗族关系，渗透到生产、管理贸易和销售等产业环节，从而在整合的产业链上建构起族裔利益的共同体，继而在这种共同利益基础上通过宗族纽带兼顾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职能。市场经济权利的分散和地方宗法社会的稳定性固然成就了前现代中国的城乡统筹，但其穿朝越代的稳定性也成为了阻碍中国实现工商文明的现代化转型的内在惰性。文明的跃迁是一个资源和利益的巨大转移过程，中国农耕文明的高度发达与自成一体，注定了这种转移不可能自发产生，而是一场在西方工商文明外力作用下、古老社会平衡被彻底打破的被动革命。 农业化与工业化 工业革命改写了人类历史。其革命意义不仅在于人类第一次将能源的自动性和金属的精密性结合成为一种可以相互促进、快速进化的技术体系，更在于这种技术体系下所对应的大工业体系将手工业时代中相对独立的产业部门连为一体，从而以连锁效应带动了整个社会工商产业链条的进化，并产生了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横向经济组织，彻底改变了以宗族为纽带的垂向组织，并因此对人类的政治结构和城市化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的工业革命在十九世纪中期的内忧外患中艰难起步，历经晚清和民国近百年曲折发展，终于在60年前新中国建立之后步上自主工业化的轨道。新中国以国营方式发展军重工业和上游产业，一方面延续了晚清官办兵器工业和民国抗战时期国统区军重工业的制度传统，另一方面也参考了苏联在独立于西方中心体系之外建设大工业体系的样板。工业革命在技术上形成了一个盘踞产业上游、垄断核心资源的发达国家利益集团，在政治上引发的产业工人运动却最终导致了无产阶级专政。二者在战后形成的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大阵营，事实上是两个大工业体系之间的对峙。资本主义阵营继续在既有的大工业体系基础上拓展其全球市场，而共产主义阵营则在国际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诉求下实施资源配置和产业整合。1950年代的中国以“变消费型城市为生产型城市”为战略的城市化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发生；中国成为了苏联预期中的原料产地和市场，从而可以扩大其自1930年代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大工业体系；中国的第一批工业城市和郊区工业卫星城，也正是得益于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