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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新编写内容 （第一部分） 绪 论 中医耳鼻咽喉科学历史悠久，在与祖国医学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专科特点。中医耳鼻咽喉科学是具有优势与特色的专业之一，既具有中医学的一般共性特点，又具有专科特色，以中医整体观为指导思想，以脏腑经络学说为理论基础，吸取了现代先进的诊疗技术与方法，强调辨病与辨证相结合，局部辨证与整体辨证相结合，内治与外治相结合。近年来中医耳鼻喉科学将中医脏腑生理与系统生理学相联系，促进了对耳鼻咽喉等局部器官生理学的深入认识。中医耳鼻咽喉科学也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在理论、专业教育的系统化及临床与科研的专业化方面，在近六十年不断逐步形成和完善。 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264年的夏商至秦汉时期，是中医耳鼻咽喉科发展的萌芽阶段，形成了耳鼻咽喉科早期基本理论。这种耳鼻咽喉科知识的初步积累主要体现在病因、病证和预防治疗。 夏商时代对疾病发生原因的认识尚处于蒙昧状态。春秋时代认识到饮食、起居、哀乐、纵欲近女，以及自然气候、生活地域不同等因素，皆可导致疾病。这对各种疾病病因病机的认识都具有指导意义。 这一时期，我们的祖先对身体各部位的器官就有了比较清晰的概念，对耳鼻咽喉的生理和疾病形成了初步认识。在我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中已有首、面、眉、目、鼻、耳、口、舌、齿及其他部位名称的记载，从文字的结构上看，当时已知道耳听声音，鼻嗅气味的作用。在卜辞中有“贞旨自病”、“贞病耳”的记载，以及疾耳、疾自（鼻）、耳鸣、疾言、疾音等疾病名称。从出土的战国时期马王堆汉墓《五十二病方》中可见，记载耳鼻咽喉病证名十多种二十多个，如嗌睢（疽）、鼻抉（缺，即鼻畸形）、耳疆（耳郭冻疮）等。这一时期多种著述中还可见到更多的病证名，当时的医家对病证认识的具体化及准确性不断提高。如《左传》中记有关于耳聋最早的描述：“耳不听五声之和为聋”。 夏商至春秋战国时代的耳鼻咽喉科疾病防治主要为祈祷祭祀、内治、针灸、导引、外治等方法。如《山海经》中有“文茎，可以已聋”，“雕棠食之已聋”等，多以某药治某病的形式记载。古人针灸的使用则比内服药物更加广泛。春秋时就有分经施治的原则，战国时则有了“泻有余，补不足”等基本治则。在导引方面，与《五十二病方》同时出土的《导引图》中有“引聋图”。春秋战国时代的导引，既用于延年益寿，也用于临床治疗。春秋战国时的外科技术已达到较高水平。反映了早期的中医耳鼻咽喉科防治一体的思想和方法。 除上述外，据《周礼．天官》载，春秋时代的医事制度已有了疾医（内科）、食医（营养师）、疡医（外科医师）和兽医等职务之分。同时，眼、耳、鼻、口、二阴被作为一个独特的功能系统（九窍）来认识。如《管子．心术》：“心之在体，君之位也；九窍之有职，官之分也。心处其道，九窍循理。”西周时代，人们进一步认识到疾病与自然环境和气候异常变化的密切关系。如《礼记·月令》记载：“季秋行夏令，则其国大水，冬藏殃败，民多鼽嚏”。认为气候的异常变化是鼻鼽发病的主要原因。在公元前519年─前479年《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载：“扁鹊过雒阳，闻周人爱老人，即为耳目痹医。”可见那时扁鹊就用高超的医术治疗五官疾病。 春秋后至战国初期，随哲学思想领域进步，促进古人对生命科学的探索，也丰富了中医学基本理论。其中对脏腑经络学的认识不断加强，产生了早期“官窍脏腑相关学说”。如《管子．水地》说：“人，水也，男女精气合而水流形……脾发为鼻，肝发为目，肾发为耳，脑发为窍。五月而成，十月而生。”这种五脏与五官、五体的认识在《内经》关于脏腑官窍相关理论中得到进一步修正与发展，成为脏腑官窍相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段落格式 《内经》对相关耳鼻咽喉科的论述内容是较全面的，反映了当时中医耳鼻咽喉科学实践的概况。用脏腑学说阐述官窍与脏腑的相互关系。认为五官分别受五脏六腑之精气所注才得以各司其职。如《灵枢．脉度》说：“肺气通于鼻，肺和则鼻能知臭香矣；心气通于舌，心和则舌能知五味矣；肝气通于目，肝和则目能辨五色矣；脾气通于口，脾和则口能知五谷矣；肾气通于耳，肾和则耳能闻五音矣。”《内经》按部位和病证特点命名的耳鼻咽喉疾病如耳痛、嗌肿、喉痹、鼻渊等，体现了中医识病的特点。对病证的认识如《素问．至真要大论》关于“厥阴之胜，耳鸣头眩，愦愦欲吐，胃膈如寒”。《素问．气厥论》“胆移热于脑，则辛頞鼻渊。鼻渊者，浊涕下不止也......。” 《内经》反映了耳鼻咽喉科疾病的防治和方法。如《素问．生气通天论》说：“是以圣人陈阴阳，筋脉和同，骨髓坚固，气血皆从。如是则内外调和，邪不能害，耳目聪明，气立如故。”《素问．刺法论》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认识顺应四时，避其邪毒等基本原则。治疗方面有药物内治、针灸、导引。在内治方面提出了“病生于咽嗌，治之以甘药”的法则，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