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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灵史诗形态一、心灵史诗与《离骚》解题 就一首诗的文化和审美的巨大含量，及其对后世的深远影响而言，《离骚》称得上是“中国第一诗”。《离骚》是古老中国文人文化和民间文化的特具魅力的结合点，它既显示了民间文化深厚的资源与活性，又表现了文人创造的超越性和经典性。它作为难以比拟的伟大的抒情丰碑，矗立在中国诗史的遥远的地平线上。 在世界文学史上，《离骚》也是远古诗学领域无以代替的典型，它最终将改变人们对上古诗歌史的结构性进程，尤其是史诗类型发展的认识。不谈论《离骚》在史诗史上的价值，对人类史诗形态的论述当是存在着明显的缺陷的。 《离骚》的存在，使我们不能不承认，在荷马式的英雄史诗之外，存在着另一种史诗形态——“心灵史诗”。而且它作为文人创作而产生的年代，是与荷马史诗记录润色写成定本相前后的公元前4世纪和3世纪之交，即战国晚期。中国上古神话的片断性、非情节性和多义性功能形态，使早期诗人不善于长篇的虚构叙事，却把神话的多义性和感应性转化为比喻性和感兴性的诗学智慧，从而创造出蔚为奇观的抒情诗世界。这种从神话→诗的智慧转换方式，在人类文化史上是独树一帜的，是在西方世界之外别开一个诗学世界的。 《离骚》把握住了中国文化史上一个不可重复的智慧转换契机。而诗人屈原则是携带着自己独特的家世和人生经历，去进行这番把握的。从而在中国文学开创期提供了一个非常开阔复杂、奇诡绚丽的精神世界、人格典型和诗学形态。其语言具有多层的指涉性，在较为浅近的层面上可以窥见屈原忧郁而彷徨、坚贞而憔悴的身影，但更为深刻的层面上却可以领略到使一部带自传性的抒情长诗，充溢着史诗的品格和悲剧的力度。从东汉中期、即公元2世纪以降，中国的有识之士已经把《离骚》当做与至道相通的民族常典了。 那么《离骚》采取何种美学机制或表现形式，以拓展它的精神文化的容量和心灵史诗的可能性呢？对此，首先必须诠释《离骚》的题目。文学史进程表明，屈原是率先打破《诗三百篇》以首句摘字命题的方式，根据诗篇内容创设题目的第一人。这番新创的深刻的秘密，正在于“离骚”二字具有可资与诗篇内容相参照的多义性，既因“离”与“罹”相通，包含着班固所说的“遭忧”的意思；又因“离”有“别”义，可以作出王逸所说的“别愁”的解释。正是“离骚”的双义性悖论，造成一种内在的骚动不安的审美活力，倾泻着诗人遭遇现实困境而想抛离忧愁，却在抛离忧愁的求索中遭遇到更加痛苦的精神困境。在这种“遭#离”的复杂的语义结构中，《离骚》以情感反复动荡的大波大澜，形成了沉郁而奔放的美学格调和“痛苦的崇高”的美学机制，赋予异彩纷呈的比喻也句句沉重，奇诡神异的想象依然语语带血。这样的美学机制，就是充满着力度与深度的心灵史诗的美学机制。 二、“人之初”的精神原点 自篇章学的角度考察，一首诗的最初章节，往往是诗人的第一关注点所在。屈原的心灵史诗以空间散射的方式，发散和错综着心理时间，以凸现它的第一关注所在。 《离骚》的时空处理不是“从故事的中间开始”的，而是一起笔就追溯“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战国楚人随着华夏化的程度加深，已逐渐地将其种族始祖由祝融上推到颛顼。《离骚》接受了战国楚人的这份精神遗产，把个人的身世抒写推向遥远的“开端前的开端”，其间既包含着他对楚宗族的认同感，也包含着他对整个中华民族的认同感。 解释《离骚》之“皇考”，与其选择特指义(亡父)，不如选择泛化义(辉煌祖先)更合情理。被《离骚》称作“朕皇考”的伯庸，当是从楚王族分枝出来的屈氏始祖。可知《离骚》称其为“朕皇考”的血缘认同价值了。 经过遥远的血缘时间追踪之后，诗行才进入一个人的生命时间和人间称号的开端：“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这个人生于寅年正月寅日，据推算，屈原生于楚威王元年(公元前339)正月十四日，这个人的名字，是在原始宗教仪式中获得的。既然把伯庸证为屈原的远祖，这个“皇(考)”就不能对他进行直接的世俗礼仪式的锡名，就必然如闻一多所说：“(屈)原之名字得于卦兆，则是卜于皇考之庙，皇考之灵因赐以此名此字也。” 名字是古人用来郑重其事地表德观志的记号，《离骚》的卦兆取名，既与诗人的本名相呼应，又超越了诗人的本名而另有升华。正是在这种呼应、连通，与超越、升华之间，《离骚》创造了一种诗性思维的机制，一头联系着诗人的身世之感，一头联系着心灵史诗的探索。 一篇《离骚》的第一关注，乃是关注着文化密码丛集的“人之初”。它与《天问》的第一关注在于天地之初相映成趣，反映着中国人探本求源以究天人之际的思维方式。它从遥远的“前开端”即“开端之开端”，开始了自己的精神历程，追问着和确认着“我是谁?”的人生第一谜底。它的思维指向是放射性，多维度地指向人生三种缘分：一是与民族、种姓相联系的血缘；二是与天地运转相联系的生辰缘；三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