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梦家与《汉简缀述》.docVIP

陈梦家与《汉简缀述》 以考古学为中心的考察 我们在前面两节已经论及王国维、劳榦二人在简牍研究方面的成就。罗振玉、王国维合著的《流沙坠简》，开简牍研究之先河。劳榦继之，所著《居延汉简考释》，堪称居延汉简研究集大成之作。但是，王国维、劳榦的简牍研究，仅局限于排比事类，与文献相比勘，或者考订某些字词，或片断的历史事件，仍然没有摆脱把简牍新材料视作历史研究的工具的传统窠臼，停留在以简证史的层次。尽管沙畹已经认识到了简文笔迹的相似性，王国维在《流沙坠简》的附表中曾对敦煌诸燧相当于简上何等级的治所，作过初步的推定，马衡也曾经试图用坑位来编次居延汉简，但限于条件，他们只是意识到考古学在简牍研究中的重要性，并没有完全将考古学纳入简牍研究范围之内。只有到了陈梦家，这种局面才得到了彻底的改变。现在研究者顺着陈梦家所开创的方法，根据原简，用最新的技术，重新摄影，再利用新近的考古报告及研究，校正旧释文，出版了更完善可靠的版本，使得居延汉简对汉史研究的贡献增加许多。 简牍既然属于考古遗物，那么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也同样适用于简牍研究，并且一旦简牍研究划归以考古学为中心的考察范围，就不仅拓宽了简牍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而且也指明了简牍学的方向，以史证简，为简牍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石。因此可以说，陈梦家的《汉简缀述》是简牍学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巨著。周永珍说：如将汉简研究分作两个阶段：从本世纪初汉简大量出土到50年代末作第一阶段；自60年代开始至今为第二阶段。在研究方法上，从第一阶段以研究单个的简，扩大到研究整册或同类的简；在研究内容上，从第一阶段以文字考释为主的研究，转入到从屯戍档案的角度到作全面的整理与分析；使汉简的研究大大提高了一步。[1] 而陈梦家正是从第一阶段转到第二阶段的关键人物。 一、《汉简缀述》：简牍学与考古学结合的典范 陈梦家（1911-1966），祖籍浙江上虞，生于江苏南京，著名的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和考古学家，毕业于中央大学法律系。他早年喜爱文学，与徐志摩、闻一多等人，是新月派后期颇有影响的年轻诗人，出版了《梦家诗集》、《铁马集》、《梦家存诗》等专集，还编了一册《新月诗选》，先后任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教授，1952年调至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任研究员。陈梦家由研究古代的宗教、神话、礼俗而治古文字，再由古文字研究转入古代历史和考古学研究，在《尚书》、甲骨分期、西周铜器断代、汉简等领域都有精深的造诣。除《汉简缀述》外，他还著有《尚书通论》、《殷墟卜辞综述》、《西周铜器断代》、《六国纪年》等多种。 陈梦家虽然没有受过田野考古的专业训练，但深知考古学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早在1937年，他与闻一多等人一起前往安阳，参观殷墟的最后一次发掘。四十年代，他在美国讲学期间，较多地领略了西方现代考古学资料的整理方法。1952年5月，陈梦家参加了文化部组织的雁北文物勘察团。这个考察团分考古、古建筑两组，前往山西大同云冈、浑源、李峪村和阳高等地进行考古调查。陈梦家任考古组组长，撰有《雁北考古旅行的收获》，记述了这次调查的任务和收获，即勘察了山阴放驿村古城，这是建筑在汉代屯戍哨所废址上的金代忠州城址；调查了山阴广武镇和阳高县古城堡的汉代将士墓、大同云冈石窟及其附近造像。收获较大的是采集了云冈南岸及高山镇、浑源县李峪村的史前陶片与石器，还搜集了不少细石器彩陶，阐明了这一地区包含着多种不同时代的文化，证明了西番铜器发现区域很广，包括青海、甘肃、陕西、山西北部，内蒙、河北、东北等地区，断言狩猎铜壶作于燕和鲜虞，带钩师比是由胡人内传的。陈梦家还引用裴文中的意见，认为细石器文化大约是中国北方（包括长城以外的内蒙古）的一种特殊文化，分布地域极广，自东北沿蒙古至西北一带均有发现，当发源于西伯利亚的贝尔加湖地区，并指出鄂尔多斯时代似乎较晚，约当中国历史上商代、直到汉或更晚。[2] 1952年，院校调整后，陈梦家被调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多次去考古现场参观，熟悉考古学的基本方法。因此，陈梦家能够按照考古学的要求，发扬金石学的传统，推陈出新，尽可能科学地整理大量考古发掘物及非发掘出土的资料，在某些研究领域（如甲骨卜辞、殷周铜器、汉晋木简等），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 1959年7月，武威磨咀子六号汉墓发现《仪礼》简册，次年6-7月间，陈梦家被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派往兰州，协助甘肃博物馆整理武威出土的汉简，并做进一步的研究，写了释文、校记和叙论。同时，他还对此墓所出的日忌、杂占简以及18号墓出土的王杖十简也做了考释，后经反复修改，于1962年定稿为《武威汉简》一书出版。 与此同时，陈梦家还负责《居延汉简甲乙编》的编纂工作，并以此为契机，他的研究兴趣遂从甲骨文、金文铜器方面转到了汉简研究领域，对居延、敦煌、酒泉等地所出汉简进行了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