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答问录：中国再增长的动力何在.docVIP

林毅夫答问录：中国再增长的动力何在 中国改革论坛网，时间：2012-07-06 林毅夫将其最新著作《新结构经济学》(英文版已经在美国出版)誉为世行四年工作的“毕业论文”。这本书以其在“马歇尔讲座”上的演讲为基础，结合了其世行四年观察到的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曾经的“后发国家”的发展经验，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和政策建议。 其中，对于政府作用的提领被命名为“超越凯恩斯主义”，而“新结构经济学”也被称为“第三版发展经济学”，以区别于第一版的旧“结构主义”和第二版的“华盛顿共识”。后两者曾在二战后轮流主导了世界发展经济学达半个多世纪。 林毅夫说，他提出“新结构经济学”原因在于，在错综复杂的当今世界经济形势面前，旧有的理论既无法解释现象，也无法有效引导各国进行政策设置。他回顾道，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反思”(rethinking)是全球媒体、经济学界和政府都经常提及的词汇。而他关于世界各国过去六十年发展经验的反思便是：无论是构建于二战后、只强调政府作用的旧“结构主义”理论，还是七十年代末提出的、只强调市场作用的“华盛顿共识”，都不能很好地解决发展问题，而这正是一名经济学家最重要的使命。所谓发展问题，指的是运用经济学的思考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提升国家实力。 “新结构经济学”的使命显而易见。它的“特殊性”也在于，它是伴随着实践而生的。早在林毅夫服务于世行期间，“比较优势”理论和政府应当为经济发展提供基础设施、法律环境等便利的观点就已经成为他指导各国制定发展政策的理论框架。现在，建议发达国家投资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又成为了他为解决欧债危机和提升发展中国家发展潜力而开出的“药方”。除此之外，他还提出了“增长识别与协调”六大步骤，希冀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增长提供一套可供参考的行动方案。 这不是林毅夫第一次提及“新结构经济学”。在世界银行网站上传的他的告别视频里，他的前同事们，包括同他一样曾担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都把推动新的发展理论在世行、乃至全球的传播视为林毅夫的主要工作成就之一。该视频的引言中提到，结构经济学在世行一开始并非主流，但由于林毅夫坚持的“新结构经济学”，现在，它已经重新成为世行发展学专家们最常讨论和辩论的主题之一了。 发展经济学是二战以后从现代经济学当中独立出来的领域。最早的发展经济学，也可称为发展经济学的第一版，是一批“结构主义”经济学家提出来的。当时发达国家非常富裕，在国际政治上影响很大，而发展中国家则贫穷落后。“结构主义”经济学家将两者经济形势的巨大差异主要归因为其经济结构的差异：发达国家有重工业、洋枪大炮，有很高的劳动生产率;而发展中国家当时的产品主要以农业、自然资源为主，技术水平非常低，劳动边界生产率也低。第一版发展经济学希望发展中国家通过改善经济结构，从而拥有发达国家所拥有的现代产业。 “结构主义”经济学认为，之所以当时的发展中国家不能有发达国家的产业，是由于前者当时的市场配置资源导致它们无法发展重工业等先进产业，所以提出的政策建议就是用政府积极干预、直接配置资源、支援发展重工业。当时还提出一个战略叫做“进口替代”，建议发展中国家加强生产农产品或者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然后出口这些产品以交换发达国家的工业产品。 “进口替代”政策刚开始的确带动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快速增长。但是，在短期快速增长以后就发生了经济危机，跟发达国家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越来越大。 经济疲软导致了对第一版结构经济学的反思，并最终导致“华盛顿共识”的形成。后者把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疲软和重重危机归因为它们没有发达国家有效的市场竞争以及相应的制度安排，反而有过多的国家干预，导致了各种制度的扭曲。当时的思潮是，发展中国家如果要变成高收入国家，就必须推行跟发达国家一样的市场经济体制，实行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这形成了第二版发展经济学。 但结果并不乐观。学者发现，发展中国家八九十年代经济增速甚至比不上其六七十年代的增速。从稳定性来看，虽然说结构主义之下“进口替代”战略下也有各种危机，但是在推行市场导向的政策以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比原来波动更大、危机更多。这造成了发展中国家“迷失的二十年”。 但在这段时间里也有一些国家经济发展得不错。除了日本，亚洲的“四小龙”从贫穷落后的农业经济，在二三十时间里变成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大大缩小了跟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它们推行的政策并非当时主流“结构主义”强调的“进口替代”，而是“出口导向”。因为它们没有按照当时主流思潮制定政策，其成功自然也不能用主流理论来解释。 政府的作用有边界 问：“新结构经济学”对于第一代发展经济学的概括较为客观。“华盛顿共识”也的确是当时的一个思潮，但是要说它是当时的主流理论，似乎还需要更细致化的解释。 林毅夫：这个评论切中要害。对于书中第二版发展经济学的概括确实有些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