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模式及其理论启示.docVIP

理想与现实的撞击：列宁模式及其理论启示 　　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前，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理解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批判的基础上，既然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是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中衍生出来的，既然私有制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产生的前提，那么，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新社会必须消灭商品经济，消灭私有制。这几乎是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认识。尽管马克思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具体细节没有太多的指示，但他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这个刚刚从资本主义制度中演化而来的新的社会制度的历史局限性，还是留下了十分重要的原则性意见：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社会只能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这里遵循的还是商品经济的共同原则，等量劳动相交换。[1](P11)　　在理论发展的这一阶段，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应当是最高成就。列宁在这部十月革命前夕完成的纲领性文件中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者所主张的新的社会制度，从经济方面看，包括一个基本目标，两个制度要点。基本目标是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通过消灭私有制，实现“劳动平等、报酬平等”。制度建设的两个要点是：第一，覆盖全社会的“国家辛迪加”， “全体公民都成为国家的雇员”，即后世所谓计划经济；第二，全体工人参与国民经济的统计、监督，社会全体成员自己管理国家，列宁称之为“真正民主的国家”。[2]这些原则都是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夕系统地阐述的。无论在提出的当时，还是在之后一百年的今天，这些原则在社会主义运动内部、在各种不同流派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并没有受到原则的批评，引起太多的争论。争论主要产生于革命后的实践。　　也许正是因为这一原因，曼德尔在20世纪90年代苏东巨变后认为：“社会主义的危机实质上是社会主义者的实践的危机”。[3]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曼德尔的意思是，马克思和列宁有关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传统理论没有错，错的是苏联以及此后一系列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　　但是，曼德尔的理解是片面的。20世纪社会主义的实践，包括列宁自己的实践活动，正是在不断地纠正《国家与革命》的理论，乃至于马克思本人关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理论的偏差，进而充分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过程中推进的。理论与实践一起经受历史的锤炼，一起享受成功的喜悦，也共同承担失败的痛苦。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不能因此而抱怨，因为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永葆青春的基因特征。　　概括地说，近百年来的实践已经从两个方面纠正了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阐释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理论：一方面，这个制度不可能是覆盖全社会的国家大工厂，商品、货币、市场关系仍然要在调整社会经济时发挥主导作用；另一方面，这个制度也不可能是人人直接参与国家管理的制度，在经济管理中尤其如此，科层等级制度仍然会在国家政府和企业机构两个层面上充分发挥组织作用。实践的社会主义者真切地体验到这些由社会生产力决定的现实障碍，不得不采取“变通手段”，使事业有可能在实践中推进。正是这些实践中的变通，成为争论的根源。曼德尔说：“社会主义的危机实质上是社会主义者的实践的危机”，因为在他看来，以上两方面实践的变通都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他所坚持的是离开社会主义实践的托洛茨基主义理论传统。其他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则因为采取不同的变通手段，从而塑造了各种不同的社会主义体制模式。其中，列宁自己在实践中的变通，尤其引人注目。　　一、从集体管理到“一长制”　　还在十月革命最初的日子，由布尔什维克人主导的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1917年11月14日通过了“工人监督条例”，规定在“一切工业、商业、银行、农业、运输业、合作社、生产协作组等企业中，对产品和原料的生产、买卖、储藏，以及对企业的财务实行工人监督”。“工人监督由该企业的全体工人通过自己选出的机构，如工厂委员会、工厂会议等等来实行”。[4](P18-19)　　1918年6月，所有的工厂及铁路运输业实行国有化以后,工人监督机构转变为生产管理机构,工人直接参加生产管理。基层管理机构是工厂委员会，工厂委员会又是工会的基层组织。自此，工会从监督者转化为生产管理者,具备了管理生产的国家机关的性质。　　列宁在十月革命之后继续强调全民的统计和监督。“实行统计和监督，这就是每个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每个消费合作社、每个工会或供给委员会、每个工厂委员会和一般工人监督机关的主要经济任务。”“过渡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统计和监督，只能由群众来实行。”[5](P383-384)　　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的初稿（1918年3月）中继续强调：“今天，国家已经成为无产阶级的国家。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国家的统治阶级。工会正在变为并且应该变为国家的组织，它首先担负着根据社会主义原则改组整个经济生活的责任。”[6](P197)　　但是，利用工会或者工厂委员会这种自下而上的组织管理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