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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方政府與自治 地方派系的經濟力 高永光老師 地方派系與企業財團的互動模式 派系人物參與各項選舉，需要龐大的選舉經費，擴大財源基礎乃成為派系的重要工作。而台灣經濟發展過程，也使得政商關係緊密，地方派系與企業財團之間的關係也就更密切。台北市一般認為以不具有台灣地方派系的特性，針對台灣省21個縣市及高雄市的地方派系的觀察，對於地方派系與財團之間，可以有以下四種關係： 1、企業財團主導新興地方派系的形成 企業財團吸納既有派系的各層幹部，形成新的派系，企業集團負責人因而完全掌握該派系，選舉時則推出企業代表，甚至親自出馬參選。例如台中縣的第三勢力楊派就是透過其龐大的企業集團及各種新興事業，開始與地方政治人物建立關係，並援助後者的競選經費，而其企業員工更轉化成選舉動員時所需的人力為派系人物助選；接著，又直接以經濟利益為誘因，吸收其他派系的重要成員及所屬的下層幹部，轉而成為楊派派下成員或支持楊派參選者（這種過程就是俗稱的「拔樁」）。 以恩侍關係來看，在面對激烈的選舉競爭時，恩主與侍從之間的互動會因緊張而緊繃。侍從者平時就透過不同的中介者，建立不同的網絡關係，當別的恩庇者提供比較優渥的利益時，舊的恩庇關係會更緊張；到選舉時就是一個臨界點。如果越過臨界點，導致舊恩庇關係的破裂，侍從者必須，也會轉向投靠新的、更好的恩庇者。當然，舊有的恩庇者，如果想要繼續維持雙方的網絡關係，就必須提供更多的利益與資源。 台中縣的楊派就是從建立關係，提供支援，進而「拔樁」；等到聚合相當大的政治力量後，不僅楊派掌門人參與中央民意代表中的國大代表選舉，其子楊文欣更參加省議員的選舉，並且一舉成為副議長。楊派的成立，突破了台中縣原有的紅、黑兩派的派系結構與生態，乃是本模式的一個典型例証。 2、企業財團勢力介入弱勢地方派系的運作 當地方派系的經濟力量趨弱時，該派系會因幹部的紛紛脫離而解組（deorganize）。在解組的過程中，內部派系領導的權力結構會不穩定，有可能出現派系核心人員相互競逐的現象；外部則常常給予地方企業財團介入的機會。有時候，內部在權力鬥爭時，援引外力的介入，以取得領導權，並且為派系的再生尋求支持力量。結果，介入的企業財集自然和該派系形成結盟關係。到了選舉時，介入派系的財團往往會推出自己所屬的人馬，角逐公職。 而獲得勝選的財團成員，一方面是企業財團的幹部；另一方面，也會成為該派系的核心成員，共同分享領導權。不過，就該財團與地方派系間的關係來看，並沒有從屬關係，企業財團仍是企業財團，派系仍是派系，各有各的領導階層與組織運作體系。這種財團介入弱勢地方派系的運作模型，例如台中縣誠洲企業集團的廖繼誠，由於誠洲為台中縣黑派出錢出力，使得廖繼誠成為黑派的重要領導人物。但是，如果說誠洲企業是黑派的財源基礎，則不無疑問。 3、企業財團選擇性的支持派系 有些企業集團，並未積極介入地方派系的運作，只是在選舉時，選擇性的支持某些地方派系候選人。不論在平時或選舉時，企業集團對於地方派系的權力及組織運作，幾乎不加干涉與介入。因此，比較上，如果說第二種關係是結盟關係，那麼；這種關係只是單純的支持關係，還構不上結盟的地位。例如：華隆集團在第十二屆縣長選舉時，全力支持苗栗縣老黃派何智輝競選縣長。這種支持關係，很明顯的，企業是站在維護一己之利益出發。 因此，企業財團在政治立場及態度上，不是很明確，也不需要明確。所以，同一企業財團可能支持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政治立場相同，或完全相反的派系人士參選。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派系中的政治人物也因此可能獲得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企業財團的支持，而支持該特定派系人物的企業財團之間，並無特定的關聯，這種例子在台灣各派系政治人物中相當多。例如高雄市第七屆市議員參選人陳漢昇即為一例。 4、地方派系經營、掌控企業財團 地方派系以既有的地區性寡佔事業為基礎，在台灣社會經濟自由化的轉型過程中形成地方財團。但是，原來的領袖仍然掌握派系內的政經權力與決策的領導權，派系重要成員大致上並未改變；而企業財團有其自主運作的方式，不過在選舉過程中扮演支持、配合的角色，不推出其代表人員參選，不具有主導權。因此，企業集團對派系影響有限，反之，地方派系對其能掌握的企業集團則影響力甚大。例如：台中縣的紅派領導人劉松藩是台中縣中小企業銀行的董事長，該派系又與台中地區的光男企業、福壽企業結盟；平常，台中縣中小企銀、光男、福壽企業的運作，自主性甚強。但是，這些企業團體，卻都是台中縣紅派能掌控影響的對象。 以上四種類型的地方派系與企業財團的關係，現更進一步說明如下： 1、第一、二、三等三種類型，都是企業財團主動地介入派系政治，只有第四種類型是由地方派系主動去發展企業財團。 2、但是，第一和第四種的模式，都可以說是財團即派系，派系即財團。不過，第一種的財團派系，可以說是財團包含了派系，派系不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