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视域中的宗教问题与大众传媒的作用机制.docVIP

国家安全视域中的宗教问题 与大众传媒的作用机制 引　　言 国家安全：宗教问题中的大众传媒之本 国家安全是国家利益的核心和坚强保障，是实现社会各利益团体与个人安全的前提。因此国家安全是考虑国家一切战略关系的最高准则，这一准则同样适用于大众传媒。本文研究的逻辑起点和意义指向就是国家安全。 冷战后，我国国家安全所面临的挑战与威胁发生了结构性调整。来自外部的主要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领土争端、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势力、国际恐怖主义以及由世界新军事革命所带来的冲击等，来自内部的有体制转轨时期产生的社会问题、台独及各种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由邪教引起的社会震荡等。 在上述因素中，我们可以看到宗教问题对国家安全的影响正逐渐加深。中国的信教群众占总人口的比例不大，但绝对数量巨大，且集中分布在民族地区，宗教的群众性和民族性的特征非常突出。江泽民在1993年提出的“民族、宗教无小事”的重要论断就是建立在对民族宗教状况科学判断的基础之上的。它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宗教问题关系到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国际关系等方面，处理不好，就必然会造成民族分裂、社会动荡、政权不稳以及重大的经济损失，反之，则会增强民族融合、社会谐和，为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条件。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就多次强调对于一个始终努力实现和维护广大群众的基本利益包括基本权利，又始终努力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科学世界观（包括无神论）来教育广大群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如何处理好宗教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是二十一世纪的一个复杂、重大的政治课题。 处理宗教问题，我们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但是由于过去对宗教问题的认识不够全面科学，以至于在类似文革的极端时期里依靠这些手段来强行取缔宗教。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取缔手段是巩固不良信念的最好手段!……在我们时代能给神的唯一效劳。就是把无神论宣布为强制性的信仰象征，并禁止一切宗教来胜过俾斯麦的关于文化斗争的反教会法令”。[1]列宁也一再重申马克思和思格斯的思想。指出“大声疾呼向宗教宣战是一种愚蠢的举动，这样的宣战是提高人们对宗教的兴趣、妨碍宗教真正消亡的最好手段”。[2]同时列宁认为不倦地进行科学无神论的宣传是解决宗教问题的最好办法。但是，列宁进一步指出，依靠纯粹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这条直路并不能使群众摆脱愚昧状态，“应该把各种无神论的宣传材料供给他们、把实际生活各个方面的事实告诉他们，用各种办法来影响他们，以引起他们的兴趣，唤醒他们的宗教迷梦．用种种方法从各方面使他们振作起来”。[3] 当今社会，德先生与赛先生（科学与民主）发起的革命获得了空前的胜利，“在这种变革中，取代暴力的是倾向于劝说和提供机会；取代文化移入的正常的节奏，是大量增长的信息流。” [4]公正地讲，在这一变革中传媒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不仅作为信息的传播者，快速便捷地为受众提供所需要的各种信息，还赋予事实以特定的意义，来改变人们对待现实的态度，从而使人们的行为按照某种规则进行。由此不难看出，在合理解决宗教问题的诸多手段中，大众传媒的作用和地位凸现出来了。在宗教领域中，大众传媒是一个“活跃分子”：它传播宗教文化，传承人类发展史上的宝贵遗产；它报道宗教活动，全面客观地反映现实世界；它解释宗教现象，形成强势舆论，促进宗教与现代文明社会相适应。于是宗教文化成为媒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内容成为受众注目的焦点。而另一方面，宗教为了自身的发展，也主动地要求与大众传媒结合，宗教在大众传媒的促动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基于这样一种互动的关系，在促进宗教问题向着有利于国家安全的方向发展时，大众传媒不仅作为独立的舆论引导者发挥积极的作用，另外它作为舆论公器的身份特征，作为思想工作的利器，与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及其他方式相配合，形成协同效应，促使各种手段发挥最大效能。 可是，我们遗憾地发现，大众传播实务中传媒并没有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甚至偶尔会激化宗教矛盾引发宗教问题。“脑筋急转弯”事件、“猪年话猪文化”事件、《人民文学》事件，“奇异的性风俗”事件等等，伤害宗教感情，引发社会动荡，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教训是惨痛和深刻的。另外，涉及宗教内容的传播中还存在着认知信息错误、舆论引导不力或缺位、舆论阵地受到邪教及敌对势力等制造的杂音的干扰等问题。由这些事实我们可以看出，大众传媒在宗教问题上作用发挥的好与坏，已经成为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定团结，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兴衰存亡，关系到泱泱中华的伟大复兴事业的重要话题。所以，立足国家安全，研究在宗教这一特殊领域大众传媒如何减少失误，更好地发挥其能动作用，就显得很有现实针对性。 本文作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新闻观为指导，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分析现实问题，注意借鉴和吸收中外传播学研究的最新理论成果，对当前我国大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