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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毕业论文外文翻译 外文题目： Trade in services 出 处： Belconnen ACT 2616 作 者： Philippa Dee 译 文： 服务贸易 本篇观点是为“关于贸易自由化协定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影响”的会议准备，该会议于2001年11月5-6号在华盛顿D.C.的美洲开发银行召开。 本篇所表达的所有观点均来自相关工作人员，并不一定反映生产力委员会的意见。 一、为什么要担心 为什么贸易理论家和贸易方针的实践者要担心服务贸易呢？ 首先，世界生产总值的60%（2001年世界银行）。这不仅仅是一个富国才有的现象—在世界发展报告中的132个国家有119个国家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了他们的行业占有率。来自服务行业的从孟加拉国，博茨瓦纳到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等81个国家GDP中的服务业份额超过了50%。 第二，接近三分之一的世界贸易产于服务业（Karsenty 2000）。它不再是站不住脚的，即使它曾经是，曾经也被认为是非贸易性的。大多数服务贸易是通过商业存在而存在的，因此与商品贸易没有可比性，这种说法也是不确切的。Karsenty在现有统计资料的基础上表明，传统的服务贸易—被用来衡量跨境交易—现在绝对比企业性质的服务贸易的规模大的多。相对而言，一些主要依靠服务贸易发展的经济体同时也是最贫困的（如亚美尼亚，莱索托和基里巴斯）。 第三，服务贸易障碍是不容忽视的。因为它们是主要的监管，与传统的关税配额大不同。没有简单的能与商品贸易障碍等同的关税。但是障碍清除之后会产生巨大的作用。举个例子，Dee 和Hanslow(2001)认为依据对这些障碍的初步预算，消除其服务贸易壁垒，取得的全球效益与消除在工业和农业上所有剩余的贸易壁垒，取得的收益基本相同,显著的收益得益于发展中的经济体。 第四，目前，服务贸易的障碍受制于多边和区域论坛的协商。多边的服务贸易谈判正在进行中，世贸组织“内置”议程的一部分已经超出了制定谈判方针阶段,已经到了“谈火鸡”阶段—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建议已经出现在了谈判桌上。在澳大利亚生产委员会上，正在研究现存的20个区域贸易协议。其中有14个大量记载服务业和国外直接投资—这些都是超越商品交易界限的问题。而且，更多近期的协议记载的非商品贸易问题越多。 因此，深悉服务的性质、服务贸易和服务贸易的障碍，是贸易理论者和贸易政策实践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其目的不应该仅仅是找出理论上的可能性，还应该确定谈判的优先事项，以便使净收益最大化，减少意外后果的发生，这些后果主要出自一成不变的、令人遗憾的、不合规则的、以经验为主的政策领域。随着服务业在大多数经济体中的扩大，误解产生的下行风险是显著的，一定风险是存在的（如Dee, Hardin and Holmes 2000, Francois and Wooten 2001）。 二、服务的特殊性 这些天来一个贸易理论家可能会说关于服务特殊性的研究惊人的少。 就算早期的论文解除了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的决定因素可能不同于货物贸易这一忧虑。（Hindley and Smith 1984, Deardorff 1985）。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一些文件审查了一些服务贸易的重要特征，高度强调要素等方面的作用（Markusen 1989, Melvin 1989）。这些相同的因素渐渐地成为“新贸易理论”处理制造贸易的核心（如Grossman and Helpmann 1991）。 现在司空见惯的是认为制造业和服务业都具有呈增长趋势的规模收益、企业产品差异化、公司偏爱迪克西特—斯蒂格利（如the survey by Markusen 1995, Markusen, Rutherford and Tarr 1999, Brown Deardorff and Stern 2000），只是有时解释企业产品差异来源和发展规模经济的固定成本时，说法各异。至少在理论模型上，通常只有农业部门被认为是有持续的规模收益和同类产品生产力。但也许这需要一个简单的机制，以牵制各类流动因素的收益，也许与现实世界有关，因为现行的农业政策争议焦点包括基因工程、品种产权和地理标志。 Brown, Deardorff and Stern（1996年）指出Ethier and Horn（1991年）确定了一个特点，似乎是关于服务的特殊性—许多服务是针对购买个体的需要定做的。在大多数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