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0 年以来《 儒林外史》 研究综述.docVIP

一九九0年以来《儒林外史》研究综述 胡金望 《儒林外史》，这部曾被鲁迅先生赞为“伟大”且又“唯一”的古代讽刺小说，在新时期以来，越来越为学术界所重视，其研究队伍的不断壮大，研究论文论著数量的猛增，研究广度的开拓和深度的挖掘，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从而成为古代小说研究界的重点和热点之一，确实引人注目，令人欣喜。仅从1990年至1995年的研究情况来看，据不完全统计，见于报刊的论文就逾百篇，公开出版的论著、辞典以及新批与点校的原著等多达十几种，新老作者六、七十人。就论文的内容分类看，研究作品人物形象的三十篇，研究作品思想主旨和文化内涵的于七篇，研究小说类型特征的二篇，研究作品叙事特点及讽刺手法的十七篇，研究作品题材来源的二篇，研究作品评点特征的六篇，研究作家生平、思想、交游的五篇，书评剧评十三篇，其它方面的十几篇。这些数字和类别至少可以说明以下几个特点：一、研究者在原来较为集中研究作家生平思想、作品思想与艺术以及版本等几大块的基础上，已经注意开拓新的领域，力求用新的方法和角度作全方位、深层次的研究，如有的研究者从小说类型特征与时空操作角度审视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等。二，随着研究视野的拓宽，有的研究者开始着手《儒林外史》研究史的研究，如对古人不同的评点与今人研究成果的再研究与再评价等。三、人们已意识到《儒林外史》的研究必须走出纯学术的圈子，在努力提高研究水平的同时，与社会效益相结合，正确处理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如几部《儒林外史辞典》的编篡出版，伟大作家吴敬梓走上荧屏，以及研究作品中各种知识分子的类型与心态的丛书等。所有这些，均表明了《儒林外史》研究正酝酿着新的突破，展示出良好的势头和广阔的前景。 下面仅就1990年以来《儒林外史》研究情况作一点介绍和评述。 一、关于思想主旨与文化意蕴的研究 近些年来，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文化热”已波及到《儒林外史》研究领域，表现出研究者在拓展研究视野，寻求新颖角度等方面作出了可贵的努力。如关于《儒林外史》的思想主旨间题，陈美林《知识分子出路之探寻：纪念吴敬梓逝世二百四十周年》(《江淮论坛》1994年第5期)认为，“吴敬梓以他的长篇小说广阔地反映了一个世纪各类士人的生活遭遇和思想心态，完成了一部十八世纪知识分子生活史。在这一历史长卷中又有着极其斑斓绚丽的篇章，……表现出作者对知识分子出路的不断探寻。”“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对士人生活之路的寻求正是他自己探索出路的反映，也与他的家世出身、生活际遇密不可分。”卢敬川《一幅围着“功名富贵”旋转的世相图—对儒林外史)主题的再认识》(《江汉论坛》1991年第7期)一文坚持《闲斋老人序》所说的“全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的观点，对胡适为代表的“反科举说”提出异议，通过对全书总体构思和人物形象体系的分析，结论为《儒林外史》是“以反映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生活和命运为主兼以反映明清时代的世相小说、社会小说。”韩石《披洒在落照时分的心灵之光一一论〈儒林外史中一种新的生活理想及其时代和声》(《明清小说研究》1991年第2期)透过作品对杜少卿夫妇的描写，认为他们“已无意追逐封妻荫子这种众所公认的价值观，而转向新的人生理想：追求以夫妇为主体的，审美化、享乐化、富于浪漫情调的生活方式与理想”。在探讨《儒林外史》深刻的文化意蕴方面，王平《(儒林外史》：文化反思与整合的艺术显示》(《天津师大学报》1995年第5期)认为，“《儒林外史》是一部具有丰富文化内涵和清醒文化意识的古典小说。这主要表现在作者通过小说中的人物和情节，对绵延几千年的文化体系进行深刻的反思，同时根据自身的经历感受和时代思潮的要求，对这一文化体系又给予了重新整理组合。这种反思与整合紧紧抓住了政治型文化与道德型文化的本质特征，但是并不想从根本上否定这一特征，而是试图恢复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型文化与道德型文化，并且使二者能够由分裂状态恢复到本来的统一状态。”顾冠华《儒林外史中墨选活动的商品经济因素》(《齐鲁学刊》1995年第6期)站在今天的高度，对作品描写的墨选活动进行了新的审视，指出：(一)墨选编书活动具有鲜明的商品性和雇佣性；(二)书坊出版者具有较强的商品意识；(三)墨选者受市场制约，颇为重视选本的市场适销性；(四)为了获得更多“生意”，墨选者之间存在激烈竞争。其它如皋于厚《祭泰伯祠与(儒林外史)的文化意向》(《南京师大学报》1993年第2期)，王日根《儒林外史与民族文化的历史审价视》(《东南文化》1993年第4期)，胡发贵《一曲文坛的挽歌：试论儒林外史)的文化意蕴》(《明清小说研究》 1994年第2期)、张锦池《究竟是回归，还是叛逆—红楼梦与(儒林外史社会观念的比较研究》(《红楼梦学刊》1996年第2期)等，或从作品具体情节出发，或从人物事件的描写入手，对《儒林外史》在我国传统民族文化链条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