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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书院的治学精神及其现实意义 孟丽菊 摘　要　 书院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兴起的一种特殊形式的教育机构。它萌芽于唐末五代,兴盛于宋、明,普及于清代,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千年之久,为我国古代教育的发展和学术的繁荣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本文通过对古代书院大师们治学态度、治学目标及治学方法的追溯,展示了他们良好的读书治学精神,从而进一步探究其对当今高等院校学术研究的现实指导意义。 关键词　　书院　治学精神　指导意义　　 书院是由中国古代私人讲学之地发展而成的一种有组织的教育场所,其创建者或主持人大都为当时的宿学鸿儒,这就使得书院不仅以其独特的教育教学特点成为我国古代教育史上的一项创举,其良好的读书治学经验更是我国学术史上的一束奇葩。书院开创的学术风尚至今仍为中外学者所称道,中国学者吴康将书院与二千年前希腊柏拉图的“亚加登美”(Academia)、亚里斯多德的“利凯央”(Lykeon)相媲美,1可见书院在学术史上的地位与价值。日本著名中国文化史研究者稻叶君山认为自书院制度发展后,从此中国真正研究学问的地方不在学校而在书院。2这些评价都是恰当而有根据的,它们不仅是对书院性质和特点的总结和概括,更是对书院大师们不为科举、不为利禄专心研究学问的治学精神的高度赞誉。今天,书院早已成为历史陈迹,但它对中国学术的影响和贡献,却有着不可磨灭的价值。追溯和探究中国古代书院大师们的治学精神和治学风尚,对于我们继承和发扬中国古代优秀文化教育传统,消除目前高等学校内的一些不良学术风气,繁荣高校学术气氛,提高高校学术水平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书院大师们的治学精神书院大师们的治学精神主要体现在治学态度、治学目标及治学方法等诸方面。 在治学态度上刻苦、严谨。书院各派大师的学术思想有所不同,但在治学态度上却有着极为惊人的相似之处,也就是他们对待学问都是扎扎实实、刻苦自励、深入钻研、殚力著作,几十年如一日,在学问上都下过艰苦持久的功夫。陈傅良(公元1137年—1203年),字君举,学者称止斋先生,为了使他的学说自成一派,住在一间茅草屋里,聚书千卷,每天都沉浸于考古咨今中,钻研经制,详细稽考三代两汉以前的一事一物,终使他的永嘉之学成为浙学(也称事功学派)中的代表学派。陈亮(公元1145年—1194年),字同甫,南宋婺州永康人,感到《中庸》、《大学》等空言心性之学没有实际用处,就用了十年时间,究天地造化之初,考古今沿革之变,以推极皇帝王霸之道而得汉魏晋唐长短之繇,创立“倡言事功,主张实学实用”的事功学派。陈亮治学可谓“十年璧水,一几明窗”3。清代经学大师、钟山书院山长卢文马召(公元1717年—1796年),号抱经,为了整理、勘查古籍的真伪,复兴汉学(也称朴学),“虽耄,孳孳无怠,昧爽起,纟番阅校勘,朱墨并作……日且瞑,始出户、散步庭中,俄而篝灯如故。至夜半而后始安。祁寒酷暑不稍闲,宦俸脯修所入,不治生产,仅以购书,闻有旧本必借抄之,有善说必谨录之,一策之间,分别移写诸本之乖异字细而必工,今抱经堂藏书万数,皆是也。”4由此可见其勤奋好学,至老不衰的治学精神,实在是值得后人学习。书院大师们不仅勤学、刻苦,而且治学十分严谨,主要表现为:(1)讲究扎扎实实做学问,一步一个脚印;(2)务使精确可信,足资参证,反对“道听途说”;(3)主张学有统绪,有本有源,全面而系统做学问,博洽而有要领,广收而能深入,反对东涂西抹、浮光掠影等等。 在治学目标上求实、创新。书院在学术上的创新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唯心主义内部的创新,一种是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的创发。(1)唯心主义内部的创新,这主要指程朱理学内部的创新,比如朱熹在继承程颐理学的基础上,加以了更加细致的发挥,从而使客观唯心论理学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其核心思想是把抽象的“理”看成是先天地万物而生的精神实体,是产生天地万物的总根源,朱熹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有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5十分明显,朱熹是客观唯心论者。陆九渊也属于理学一派,但他又于理学中别创“心学”一派,成为心学大师,从本体论上说,陆九渊以“心”为宇宙的本体,他说“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6他认为天地万物是“吾心”所固有。他的“理”与“心”是同一个概念,他说:“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当归一,精义无二,此心此理实不容有二。”7可见,陆九渊的“理”又与朱熹有所不同,是一个典型的主观唯心论者。由此何为本体的不同主张也就成为书院发展史上有名的“鹅湖之会”上主要争论之点。同样,明代的王守仁又在继承陆学的基础上作了更进一步的阐发,创立“知行合一”“致良知”的一家之说,成为主观唯心主义理学集大成的人。“知行合一”即“知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伪笃实处便是行”,“本心之明即知,不欺本心之明即行也,”即通过内心省察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