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牧区民主改革与制度变迁.pdf

摘 要 内蒙古牧区民主改革运动发生于 1947 年至 1948 年间，是解放战争时期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地区的重要政治运动之一，同时又是全国土地改革运动的 组成部分。 本文以内蒙古牧区民主改革前后两次不同的路径选择来透视革命、改革与 社会制度变迁之间的关系。通过对比分析可以发现，在土改中屡试不爽的阶级 斗争路径无法在牧区扎根，暴力革命的后果导致了社会秩序的混乱。而通过选 择温和的改良路径，中国共产党很快平定了局势，顺利实现了牧区的制度变迁。 本文进而从制度的路径约束层面揭示革命和改革不同路径选择的原因。 路径选择对于社会制度变迁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不同的路径会导致不同 的结局。在农业区土地改革中，中国共产党选择的是暴力革命路径，通过划分 阶级，发动斗争，平分土地和财产，从根本上打破了乡村社会原有的制度结构， 建立起一整套新制度安排，成功实现了乡村社会的制度变迁；而在牧区民主改 革中，革命路径给中国共产党带来的却是始料未及的挫折，导致了畜牧业生产 的下降和社会秩序的混乱，直到后期通过走改革式路径，牧区局面才得以根本 扭转，牧区社会制度也才实现了根本性变迁。不同的路径选择使局面变得完全 不一样。 实现社会制度的变迁有着激进和渐进两种路径，分别以暴力和温和为特征。 在政治学里，我们将其分别称之为革命和改革。选择哪种路径不仅要看变迁主 导者的意志，最根本的恐怕还是要看原有制度的传统张力。革命和改革之于制 度传统的约束，能被哪一路径突破，其即能成为适宜性的变迁路径；反之，只 能带来差的、甚至是灾难性的变迁后果。 内蒙古牧区民主改革运动，对于牧区来说，是一场翻天覆地的变迁。牧区 社会由此改变了发展轨迹。民主改革前期，中国共产党选择革命式路径，通过 改造政权、划分阶级、建立牧民会、发动斗争等，意图改变牧区原有的社会制 度，但却导致牧区畜牧业生产下降、社会秩序混乱。民主改革后期，中国共产 党转而采取温和的改革式路径，通过实施 “三不两利”政策，创设了一系列与 牧区实际相耦合的新制度安排，取得了良好的制度绩效，实现了牧区社会制度 的变迁。牧区原有的制度体系被打破，盟、旗虽作为单纯的行政区划称谓保留 下来，但其封建领主制的内涵不复存在。盟、旗实质上已不再是一个集军事、 1 生产和行政于一体的机构；旗演变为县级行政区，盟则演变为自治区与旗之间 的、相当于内地地市一级的行政分治区，成为自治区派出机关的辖区。牧区实 现了自蒙古民族兴起以来与中国内地的首次制度接轨。牧区不再是中央政府管 辖下的“特别行政区”，而只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普通行政区域。牧区的牧业 生产也执行了带有新民主主义色彩的新“苏鲁克”制度。喇嘛教也摆脱了畸形 发展的态势，被纳入正常发展的社会轨道。牧区的新制度安排，最终凝结为一 个整体性的社会政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这一制度结构中，中国共 产党是当然的制度权威。 笔者并非要将本文写成牧区民主改革的全程纪录；而是希望能借助于制度 变迁理论对民主改革由革命路径向改革路径的转换做出自己的分析。在此思路 下，笔者游走于制度主义政治学理论与档案史料之间，力图将二者有机结合起 来。本文在运用制度变迁理论对民主改革中两种路径进行对比分析的同时，抓 住后期两大新制度安排——新“苏鲁克”制度与喇嘛教宗教制度，对改革后的 新制度结构与牧区实际的耦合提出自己的见解。在分析过程中，笔者力图将自 己置身广阔草原上，融入千万牧民中，使文章的论述更具专业性、更贴近牧区 社会实际。 中国共产党通过民主改革运动实施的制度变迁，有效地维护了北疆的稳定。 这正是制度在国家政治中重要性的表现。制度没有一成不变的，需要随着客观 环境的变化而发展。制度实施中的问题亦需制度变迁主导者选择合适的路径予 以解决。今天我国在民族聚居地区实行的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国共产党和 中央政府制定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思想，首先是保护少数民族的权益，事实上 它的确在这方面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但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存在着一个 在国家理论上如何定位的问题。在实践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具体操作也存 在着形式化的倾向，这也是与制度的设计初衷相违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 完善仍需要一个过程，但这个过程决不是要放弃该制度，而是继续通过改革的 方式，改变其中的某些具体制度安排，促使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向更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