苯达莫司汀结构改造物NW-101在AML细胞HL-60中的作用及机制论文.docVIP

苯达莫司汀结构改造物NW-101在AML细胞HL-60中的作用及机制 1 前言 急性髓细胞白血病(acute myelocytic leukemia，AML) 或急性非淋巴细胞白血病(ANLL)包括所有非淋巴细胞来源的急性白血病，，全球每年约有20万新发病例。它是多能干细胞或已轻度分化的前体细胞核型发生突变所形成的一类疾病，是造血系统的克隆性恶性疾病。人群接受大剂量放射线或长期接触苯可增加这类疾病的发病率。AML是一个具有高度异质性的疾病群，它可以由正常髓系细胞分化发育过程中不同阶段的造血祖细胞恶性变转化而来，起源于不同阶段祖细胞的AML具有不同的生物学特征。根据细胞形态学和组织化学特征将AML分为不同的类型，如FAB分型中M0～M7型。随着免疫学、细胞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等技术的应用，对AML肿瘤细胞的生物学特性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和了解，为AML的精确分型、诊断预后和最佳治疗方法的选择奠定了基础。对于AML的治疗除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外仍以联合化疗为主，AML患者总的完全缓解率仅50%～70%，长期无病生存率为25%～30%。 生物烷化剂于19世纪40年代初首次用于治疗肿瘤，之后成为使用最早和最广泛的抗肿瘤化疗药物。各种高效低毒的烷化剂相继开发，并用于固体肿瘤和血液病的治疗。烷化剂在酶系作用后，经过代谢活化，产生有致癌活性的亲电子化合物。代谢产物很容易与生物体中大分子尤其是DNA的亲核位点起反应，与之共价结合，从而影响细胞的代谢和功能，最终导致细胞死亡[1]。烷化剂按化学结构可分为氮芥类、乙撑亚胺类、磺酸酯及多元醇类、亚硝基脲类、三氮烯咪唑类和肼类。氮芥类烷化剂是一种双功能烷化剂，含有的双氯乙基能够与DNA单链、双链结合，造成DNA单链、双链的断裂及双链交联（图1-1），造成DNA损伤，从而破坏其复制及转录功能，产生细胞毒作用[2]。目前临床使用的氮芥类烷化剂有环磷酰胺、美法仑、苯达莫司汀等，主要用于慢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多发性骨髓瘤、非霍奇金淋巴瘤等白血病的治疗[2,3]。 对烷化剂早期的抗肿瘤作用研究主要集中于其烷化作用上。之后随着在临床上的广泛应用，烷化剂严重的耐药性使研究人员开始关注烷化剂耐药性的机制，并基于此基础上尝试了药物合用等新的临床疗法。近年来随着肿瘤分子生物学理论的不断完善，研究人员开始从凋亡和细胞周期阻滞等方面研究烷化剂除了传统的烷化作用之外的其他作用机制，以期为临床使用以及药物研发提供依据。 虽然各种烷化剂的基本烷化作用机制相同，但是各种药物引起DNA烷化形式以及烷化活性则各不相同。环磷酰胺烷化作用的67%是引起磷酸三酯的单烷基化，26%是N-7-鸟嘌呤的单烷基化以及6.7%是N-7-鸟嘌呤-N-7-鸟氨酸的双烷基化[4]。美法兰的烷化作用则是形成约38% 的N-7-鸟嘌呤的单烷基化，20% N-3-腺嘌呤的单烷基化，20% N-7-鸟嘌呤-N-7-鸟嘌呤的双烷基化以及13% N-3-腺嘌呤-N-7-鸟嘌呤的双烷基化[5]。以上实验结果显示，该类烷化剂引起的DNA双链交联只占其烷化作用的一部分，这可能是由于DNA双链交联需要烷化剂与DNA首先形成单加成物，而大多数药物只能引起一部分单加成物进而继续形成双加成物导致DNA双链交联[6]。但是DNA双链交联的程度与氮芥类烷化剂的毒性强度有密切关系[7]，被认为是该类烷化剂细胞毒作用的决定性因素[8,9]。 图1-1 氮芥类双功能烷化剂的作用机理 最近的研究则在基因水平深入探讨烷化剂诱导的DNA损伤及修复过程。有文献报道[10]，氮芥类烷化剂引起的DNA损伤有基因特异性，其引起的DNA单加成物以及双链交联的形成会在p53和N-ras这两个基因上迅速累积出现。并且DNA的修复水平与损伤的基因的转录活性以及局部染色体结构的疏密程度密切相关[10,11]，对于转录活性不同的四个基因，氮芥类烷化剂引起损伤后DNA的修复程度为β-actin＞ p53＞ N-ras＞ d-globin ，这一顺序与各基因的转录活性强弱（β-actin＞ p53＞ N-ras＞ d-globin）一致。另外基因染色体结构对修复过程也有重要影响，染色体越疏松，越开放，该基因即产生越有效的DNA修复。最近的临床研究将美法兰在某些基因（如p53）引起的DNA损伤和修复水平的强弱作为白血病临床预后的指标[12]，对于高剂量美法兰疗法（HDM），体外原代白血病细胞DNA损伤程度越高而修复速度越慢，则患者的临床预后越好，这一研究为治疗提供方法从而挑选出对HDM高敏感性的患者，使该疗法更加有效。 肿瘤细胞对于氮芥类烷化剂的耐药性是其长期单独用于治疗的主要障碍。其耐药性的产生主要是由于药物转运活性的改变[13]，烷化剂诱导DNA双链交联动力学的改变[14]，细胞质内GSH/GST将氯乙基烷化基代谢为羟乙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