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血案-社会变迁下的心理危机论文.docVIP

南平血案：社会变迁下的心理危机 李慧、王松松、杨荣慧＊ 内容摘要：本文从“福建南平校园血案”这一社会转型时期中病态心理下的恶性暴力犯罪事件入手，细致剖析血案凶手的作案原因，进而深入研究处于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社会矛盾多发的高风险时代下的中国少数民众产生扭曲人格的原因。研究不仅对个案进行了多角度的微观阐释，还将其置于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进行宏观分析，并结合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充分说明在社会历经大变革的高速发展时期必然会经历社会矛盾多发，民众心态震荡的阵痛期，由此，深发出对现代人心理危机的一些思索。 关键词：血案、个人社会化、社会变迁、时代阵痛、心理危机 一、案情回顾 2010年3月23日早晨，福建南平市延平区实验小学门口发生了一起震惊世人的特大校园凶杀案，在55秒的血色屠杀中，有8名小学生死亡，5名小学生受伤。凶手郑民生原为外科医生，据警方了解，其作案的原因一是失业、工作无着；二是恋爱失败；三是受一些身边人员闲言刺激。案件发生后社会各界纷纷谴责凶手的残忍行径并对受害学生表示哀悼。4月8日，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郑民生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郑民生当庭表示对判决结果不服，要求上诉。4月20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最终驳回郑民生上诉请求，维持原判。4月28日，郑民生被执行枪决。 在整个凶杀过程中，郑民生眼中满是尖刻的仇恨和扭曲的恼怒，让人不由得想起著名的“爱斯基摩结构”。爱斯基摩人利用动物的排他性，将拉雪橇的狗分为两个等级，领狗与力狗。领狗在前面领跑，它享有多种特权，比如单独享用食物，吃的是好肉，而且量多，独享最好的狗舍，从不会挨打。力狗在领狗后面拉雪橇，它们吃不饱、住不好，一起抢食、一起蜗居，时常挨鞭子。领狗享有的优越待遇让力狗忿恨，每次拉雪橇时，看到前面领狗傲慢的尾巴，总是够不上，力狗们很愤怒，总想追上去咬它。然而，领狗的缰绳长过力狗缰绳二尺有余，为了要咬到它，力狗们不惜一切地向前奔跑。通过这样，狗拉雪橇就有了速度的保证，在严寒的北极圈内，爱斯基摩人得以驰骋。“但由于狗的心理承载量非常有限，不仅是领狗随时有被撕碎的危险，力狗的内心也总是充满了仇恨的阴暗，拉雪橇跑得杀气腾腾，即使在光明与纯净的北极，从它们的眸子里也看不到光明与希望。”（徐迅雷，2010） 在南平血案中，郑民生就犹如落在后面想要撕咬领狗的力狗，只是他“咬不着领狗”，就转而对容易咬的着的“领狗的幼崽”——未成年的孩子——下手。郑的丧心病狂和变态残暴已显然让“爱斯基摩结构”可怖地发展成“爱斯基摩变态结构！”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一个看似正常的人的心理发生如此的扭曲，使得一个本应救死扶伤的外科医生举起屠刀，利用所掌握的医学知识，对着一群柔弱的孩子痛下杀手？血案的发生是否仅仅是郑民生的个人问题？对于已发生的悲剧社会又应该做出怎样的思考和反应？ 二、探究社会转型时期中病态心理下的恶性暴力犯罪事件 （一）个人社会化的突变者 1、个人社会化与社会文化因素影响力 每个刚刚出生的婴孩，他们的成长都需要他人及整个社会的帮助，某个行为的出现都依赖于有机体的生物遗传和有机体生存其间的后天环境之间的持续不断的‘互动’（W.巴克，1984：40）。因此单个行为个体在与社会环境的互动作用之下，社会化过程显得至关重要。但是每个有机体接受的社会化过程是广泛而又不确定的，因而又同时构成了对社会秩序的威胁。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整个社会化的过程与人格和人的社会行为的形成与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因此，可以说，社会化就是人的社会行为的模塑过程。通过这一过程，人们形成了为其生存环境所认可的社会行为模式，对其生存于间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各种简单与复杂的刺激能够给予合适、稳定的反应（周晓虹，1997：123）。作为中国社会转型期下历经人生转折点的郑民生，在其四十余年的社会化过程中，遭遇国企改制的时代浪潮，从原先是家里唯一有“稳定收入”的化纤厂正式职工，成为后来只能“蜗居”在三官堂这样的边缘化住宅区里，并且事业无成、大龄难婚，这样巨大的身份地位落差，使郑民生的自尊心形成巨大的相对剥夺感，越发感觉到力不从心，逐渐被边缘化，以至于他采取如此极端的残害更弱者的社会行为方式，来引起社会主流群体的关注度。 人的社会化是通过社会教化和个体内化实现的，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社会教化，即广义的教育，它是指社会通过社会化的机构及其执行者实施社会化的过程。个体内化，是指社会化的主体——人经过一定方式的社会学习，接受社会教化，将社会目标、价值观、规范和行为方式等转化为自身稳定的人格特质和行为模式的过程。个体内化是在个体的活动中实现的，它是个体的内部心理结构同外部社会文化环境相互作用、并对后者加以选择和适应的过程。个体内化充分实现了个人社会化的主动性（周晓虹，1997：124—125）。从郑民生的社会化过程来看，其个体内化的过程毫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