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结构与代理成本关系研究——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开题报告.docVIP

开题报告 股权结构与代理成本关系研究——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 一、立论依据 1.研究意义、预期目标 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对两类股权代理成本有重要影响，股权结构的重大缺陷使其对两类股权代理成本产生了消极影响，因此研究股权结构与代理成本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的研究意义从两个方面说明，首先，从理论上看，由于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公司治理的目标就是降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所带来的代理成本，因此深入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利于推动公司治理方面的研究；其次，从实际方面说，认识股权结构与股权代理成本的关系，可以降低上市公司的股权代理成本，提高治理效率，同时，监管层能够更好的实施有效的监督，提高监管效率。 预期研究目标是通过分析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对第一类代理成本与第二类代理成本的影响，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研究中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两类代理成本之间的关系，增进对股权结构与两类代理成本问题的理解和认识，为两类代理成本框架下公司治理与代理成本关系研究奠定基础。 2.国内外研究现状 1、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对于代理成本的研究由来已久，最初是詹森和麦克林(Jensen和Meckling)于1976年发表的题为《企业理论：符理行为、代理成本和所有权结构》一文中，阐述了公司中普遍存在的委托一代理关系，奠定了代理理论的基础。他们认为，代理成本的产生是因为管理人员不是企业的完全所有者。在部分所有的情况下，当经理增加其努力时，他承担了努力的全部成本，但却只能获得部分由他努力所创造的财富。另一方面，当他增加在职消费时，他享受全部的收益，却只承担在职消费的部分成本。因此，随着经营管理者持有股份的减少，经营管理者偷懒和谋求私利的积极性就会增大，而他勇于开拓和甘于奉献而进行创造性活动的动力就会减弱，企业的价值小于他是完全所有者时的价值，这两者之间的差异被称为代理成本。Jensen和Meckling将经理人员持股比例的减少所导致的无效率称之为股权代理成本。 此后学者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降低股东与经理人之间代理成本的内外部公司治理机制方面。 Demsetz (1985) 认为，当经理人员拥有对公司的有效控制权时，他们可能沉溺于非公司价值最大化的行为中，这些行为包括对公司资源的直接掠夺、偷懒、个人王国的建立、按个人喜好进行投资等。即使股东对其不当行为有所察觉，或者认为他们的能力无法胜任现有的管理职位，也无法对其进行及时的撤换。 对于大股东对小股东侵害程度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大股东可获得的控制权私有收益来衡量。 关于控制权私有收益，Dyck和Zingales (2004) 认为，企业的资源和经营成果并不能为所有的股东按其拥有的股份等比例地分享，而常常被控股股东排他性地享有，这种为控股股东排他性地享有的收益就是控制权私有收益。 因为控制性股东现象的广泛存在以及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利的时常偏离，因而，控制性股东代理成本的重要性超越第一类代理成本，日益成为公司治理关注的重点。正如La Porta 等人（1999）、Faccio、Lang和Young（2001）所言，在世界大多数大企业中，主要的代理问题是控股股东掠夺小股东，而不是管理者侵害外部股东。 2、国内研究现状 对于股权结构对股东和经理人之间的代理成本实证研究方面，我国学者主要集中研究了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国有股比例、法人股比例、流通股比例、最终控股股东性质、高管持股比例等对该类代理成本的影响。 冯根福（2004）提出，当股权相对集中或高度集中时，公司股东与经营者间的利益冲突呈现控股股东或大股东强而经营者弱的特征，此时控股股东有能力对管理层的行为进行有效约束。在股权集中条件下，控股股东与公司的“利益趋同效应”更显著，为限制管理层对利益的侵占，他们对管理层进行监督的愿望也就更强烈。苏启林（2004）认为股权集中有利于控股股东对管理层的监督，减少所有权交易费用，从而达到降低代理成本的目的。 肖作平和陈德胜 (2006) 通过对我国上市公司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管理者持股与代理成本不成显著关系，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在一定程度上与代理成本正相关，少数大股东联盟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代理成本，代理成本随着股东数量的增加而增加。 高雁和谢智勇（2010）的研究认为，根据委托代理理论，股份公司由于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股东必须对经营者的行为进行监督和激励，防止其因道德风险损害股东利益。大股东的主要功能就在于监督经营者的行为，使其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我国学者对第二类代理成本问题也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在理论方面如董秀良等(2003)提出了我国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的核心问题应当是大股东和中小股东利益冲突；冯根福(2004)提出了双重代理理论作为分析股权高度集中情况下的公司治理问题的框架；姚先国、汪炜(2003)从上市公司治理角度剖析了控制权溢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