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反女权主义的著名女性！.docVIP

早期反女权主义的女性美国最早的反女权女性是修丽特(Sylria Ann Hewlett)，她在《美国妇女解放的神话》中将女人这一社会群体作了比较仔细的区分。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有上层中层和下层的区别，有职业女性也有家庭妇女，职业女性又分为白领层和蓝领层，白领女性又可分为精英类和普通类。修丽特认为美国女权主义运动的诉求往往只是有利于那些上层的、精英的、功名心特别强的处于传统婚姻模式之外的职业女性，与广大中下层妇女的愿望和要求脱节，有时甚至会损害后者的利益。比如关于男女平等法案，许多妇女宁肯选择呆在家中，她们不愿意到社会上去工作，与男人一样被平等对待；对职业妇女而言，平等法案由于不考虑性别差别，从而会取消对女性的职业保护。女权主义试图去破坏或者改造原有的家庭结构，而家庭恰恰是广大妇女应付社会危机的保障，大多数妇女希望巩固而不是毁坏家庭。女权运动忽视了女人的生养责任，不关心生儿育女期间的女人的权益。以走向社会、男女平等为口号的女权运动步入了歧路，它把孩子与洗澡水一起倒掉了。愈是推进妇女解放运动，妇女的生活便愈是尴尬，妇女的日子便愈是活得没有滋味，就像修丽特的书名副题所说的，“解放”以后妇女所过的是A Lesser Life。总之，妇女解放是一个神话，女权运动没有能够帮助女人，相反它害了女人。早期另一个代表人物是卡米拉·帕格利亚（Camille Paglia），她的代表作为《性面具》(Sexual Personae)。帕格利亚反对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出的论点：女人不是天生的，女人是后天造成的，男性中心社会按自己的需要塑造女人，压迫女人。帕格利亚认为女人是天生的，男人创造出来的文明拯救了自己也保护了女人；若是女人充当了物质文明的主要承担者，人类今天也许还住在茅草棚里。 反女权主义者中也不乏早期的女权领袖，贝蒂·弗里丹便是代表性人物，她早期的作品多为鼓吹女权运动，但到80年代以后，她开始转变立场，她认为女权运动从七十年代开始出现了偏差，女权运动过于男性化了，女权主义成了女人想当男人的代名词。女权运动 过多地追求在男人的世界里去获取成功，没有从正面去肯定男人和女人之间固有的差别，现在是正视和从女性的角度来肯定这些差别的时候了。 　 新时代反女权主义的女性 克里斯蒂娜·霍夫·萨默斯克里斯蒂娜·霍夫·萨默斯，美国哲学家进入新世纪以后，反女权主义开始变得愈加多元化，哲学家克里斯蒂娜·霍夫·萨默斯就是一个代表，与以往多从家庭领域批判女权主义不同的是，她的作品《反对男孩的战争》则是着手于教育领域，在书中，她揭示了女权是如何通过欺骗和伪造数据等手法，来歧视和压制男生的。她认为因为我们的教育制度中对男孩的偏见，这种敌意以一个不准确的、有严重偏见的报告作为其宣言，在1992年由激进的美国大学妇女协会（AAUW）撰写和发布，它导致多年来对男孩的歧视，她主张教育应尊重性别差异。伊娃·赫尔曼，德国著名反女权领袖。 反女权主义最早诞生在70年代的美国，后来扩展到欧洲、加拿大和墨西哥等地。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为德国女主播伊娃·赫尔曼（Eva Herman），2006年5月，德国《西塞罗》杂志发表了德国电视一台女主播伊娃·赫尔曼的署名文章，标题是：《妇女解放，一场误会》按照她的描述，她心目中德国新女性的形象应该是这样的：乖巧、漂亮，系着围裙，一手拿锅铲，一手抱孩子。一言以概之，“女性应该抛弃所谓女性解放的时髦理论，回归家庭，成为全职母亲”。同年9月9月，伊娃·赫尔曼在新书《伊娃原则》里呼吁德国女性回归“温暖的巢穴”。她说，唯有如此才符合“自然法则”。她认为，如果女人顺应自然本性，不再中“女权主义”的毒，这个社会的男女老少便会重新安居乐业。多丽丝·莱辛，英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曾公然指责如今的很多女性“自以为是、伪善”，她对许多妇女特别是年轻女性诋毁男性感到“恼怒”。 “60年代的女权运动，光在讨论和把她们自己结成团体上，就消耗了太多精力。”莱辛说。“我称之为‘看我的屁股’运动。”她相信，女权运动太过于以意识形态为根据，而且“浪费了妇女的潜力。” 莱辛对于很多当今女性所展现的女孩力量不屑一顾。她极为鄙视女权文化。“看她们在电视中对男性多么粗鲁和傲慢。我惊骇地听到女性对男人的块头所说的某些话，真令人反感，我反对所有打击男人的行为。”她表示：她不认为女性当首相会比男性不好战。凯瑟琳·帕克，美国专栏作家美国著名专栏作家凯瑟琳·帕克的名著《拯救男性》一经出版，立即引起热评。帕克在书中写道，由于社会上存在一些偏激观念，加上极端女权主义思想盛行，男人已经被中性化，剥夺了他们在社会上的高贵的保护性的角色，有大量学者赞同她的观点。 帕克在书中问到：“真正的男人在哪里？”她呼吁全体女性行动起来“拯救男性”，帮助现代男性重新获得勇气、增强责任感，“因为这关系到孩子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