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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唐代妇女地位问题的研究述评 张中磊 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青海省西宁市五四大街38号 810008 摘要：近十年，出现了大量唐代妇女地位问题的研究成果，从法律、经济、家庭地位等多个角度进行了考察。这些论著虽增加了唐代妇女地位问题的研究积累，但仍为后来者留下了很大的研究空间。 关键词：唐代 妇女 问题 研究述评 妇女地位问题的研究作为中国古代妇女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受到了很多研究者的青睐，而唐代由于其开放的历史特质，更吸引了众多妇女史研究者对唐代妇女地位研究的关注。上个世纪出现了许多研究唐代妇女问题的专著和论文，如高世喻的《唐代妇女》、杨廷福的《唐代妇女在法律上的地位》、刘筱红的《中国古代妇女的经济地位》、梁瑞敏的《唐代妇女的家庭地位》等，这些专著和论文不仅拓宽了唐代妇女史研究的范围、深化了层次，同时也为唐代妇女地位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近十年来，出现了大量唐代妇女地位问题的研究成果，分别从法律、经济、家庭地位、婚姻习俗等多个角度对唐代妇女的地位问题进行了研究，由于笔者学力和资料搜集范围有限，可能会遗漏许多重要的相关研究成果，所以本文只对笔者所见成果进行综述，以期能达到一窥全豹的效果。 法律地位 对唐代妇女法律地位的研究主要是对《唐律疏议》（以下简称《唐律》）中的相关法条的重新解读，具体体现在《斗讼律》、《户婚律》等相关法条上。一般研究者认为，唐代妇女的法律地位相比于前后其他朝代较高，如段塔丽就认为“唐代‘为人妻’女性在家庭中的法定地位较后世要高。”[1] 除了利用《唐律》的相关法条外，翟元梅还以唐令、唐敕文为基础，从妇女的财产权和人身权入手，得出唐代：“妇女的民事地位无论是在法律的规定上，还是在当时的实际生活中，都要高于其他朝代，特别是宋代至明清时代”[2]的结论。张善英和邓永奎通过对唐代律法中和婚姻有关的条文的研究，也得出唐代妇女在法律上的地位得到提高的结论，他们指出“（《唐律》）对丈夫违法离婚者“处一年徒刑”的规定,说明唐代有关“三不去”的规定并非一纸空文,它无疑是对夫权的一种限制,同时也是对妇女的一种保护。诸如妇女离婚、改嫁不受法律的约束,等等,这些都是唐代妇女法律地位提高的具体表现。”[3] 虽然很多研究者通过对法律条文的解读证明了唐代妇女地位的提高，但是也有不少研究者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他们的视角不仅仅只局限于关注拥有相对自由人身的家庭女性，同时他们还更多地注意到了没有人身自由的婢女，通过对《唐律》中有关条文的解读，他们认为唐代妇女法律地位的提高并不是普遍的。张金桐,左占平的《唐代妇女及其地位》[4]一文指出，唐代婢女的地位实际与前代婢女的“资产”属性并没有什么区别，“唐代妇女地位的提高应该指的是全社会妇女地位的提高,而不是某一阶层的妇女地位的提高。从上述法律条文看来,并不见这个阶层（婢女阶层）的妇女地位有什么提高”，同时文中还指出“唐代妇女生活比较开放,当源于特殊的文化背景,并不意味着其地位的改变。” 在张金桐与刘雪梅合著的另外一篇文章《重新解读唐代妇女地位---从唐代婢女的地位看起》[5]中，他们也指出“在人们的印象中,唐代文化开放,妇女婚姻性爱等生活比较自由放纵,因而,唐代妇女的地位提高了。其实不然,从唐代婢女的地位看,这个时期的妇女地位不仅没有提高,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受封建束缚更加强化了。”其他如申红星的《试述唐代妇女开放的局限》[6]，杨朝亮,李珍的《唐代妇女地位之我见》[7]通过对唐代女性境遇的分析，认为唐代社会现实与法律条文之间，往往存在一定的差距，唐代妇女仍然处在“男尊女卑”的社会环境中，提出了唐代妇女地位并没有得到真正提高的观点。 经济地位 唐代律文中涉及经济的法律条文以及吐鲁番文书中的相关记载是研究唐代女性经济地位的重要史料。曹端波的《唐代女性的家庭财产与社会地位》[8]一文从《唐律疏议》中相关法条及吐鲁番文书的相关记载入手，认为唐代女性不仅在经济上有独立的地位同时也与男性享有平等的社会地位，唐代女性在社会地位方面并非是受男权的压迫的受害者，恰恰相反，有些上层女性甚至可以对政治、经济等产生一定影响。 段塔丽在其《唐代女性家庭角色及其地位》[9]一文中指出，“唐代‘为人妻’的女性除了在本家‘户绝’的情况下继承家产外,还可以在夫亡后继承夫家财产。夫亡后,按照唐律中规定,丈夫的遗产继承权属于子,而不属于妻,但在无子的情况下,‘为人妻’女性却可以凭亡夫的名义获得一份继产权。如《开元?户令》中规定:‘诸应分田宅及财物者子承父分,寡妻无男者,承夫分。’此外,唐文宗大和五年(831)敕令:‘死商财物,其死商父母嫡妻及男......便任受管财物。’这些规定均表明,唐代夫死不改嫁的寡妻在夫家享有一定的财产继承权。” 米潇的《开放与禁锢——唐代妇女社会地位辨析》[10]一文将唐代律文与前代律文相比较，发现唐代均田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