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扶贫模式研究的进展与框架.docVIP

中国农村扶贫模式研究的进展与框架 曹洪民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100094 关键词：农村；扶贫；模式 摘要：中国农村扶贫模式是在多年扶贫实践过程中产生的，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研究扶贫模式是总结中国农村几十年扶贫实践恰当的切入点，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很有意义。本文系统总结了扶贫模式研究的进展，并尝试从规范经济学角度提出了扶贫模式研究的新框架。 中图分类号：F01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672（2002）04—0002—04 收稿日期：2002—09—19 作者简介：曹洪民，中国农业大学经管院博士生。 一、扶贫模式的提出 中国农村扶贫模式是在中国农村多年扶贫历程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没有扶贫实践的长期积累和足够沉淀，是不可能产生扶贫模式的。因此，完整地理解扶贫模式的提出，首先必须理解中国农村扶贫实践的基本历程和逻辑主线。 在人民公社时期，由于整个国家通过选择赶超型发展战略、推行扭曲产品和要素价格的宏观环境、建立以计划为主的资源配置制度和以国有化和人民公社化为特征的微观经营机制，形成了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在这种制度安排下，被城乡隔绝政策强行滞留在农业中的农村居民受就业不足和集体生产中劳动激励不足的制约，难以实现人均产出的增长，导致农业发展的失败（林毅夫，1994。再加公社时期的强制积累机制，直接导致了大面积农村贫困。在缺乏必要的经济支持下，缓解贫困只能依靠对收入和食物更公平的分配来实现，具体体现为公社保基本口粮和按劳动工分分粮加照顾的基本分配原则。在经济体制不变和农业整体发展失败的前提下，这种努力虽然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绝对贫困导致的饥饿和营养不良产生的影响，在公社内部维持一种低水平均衡，但同时也破坏了按劳分配的激励机制，其成功点也恰是其致命之所在，从而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农村的长期贫困化问题。在公社时期，除1956 年农民年热量摄入量达到2100卡路里外，1978年以前的其他年份都在2000卡路里上下徘徊，也就是说，公社时期的农民平均营养水平都未达到足以保证人体营养需要的标准，贫困是普遍存在的。在20世纪70年代，农村改革以前的绝对贫困率大约在40%左右。关于公社时期的贫困，也有人认为，“除年代中期的少数几个年份和70年代末期以外，自1949年以来中国农村的人均食物消费没有达到战前水平（Nicholas R Lard，1985）。中国官方只有1978年的数据，当年的贫困线定在100元，农村贫困发生率为30.7%，贫困人口为2.5亿（国家统计局，1979）。 回顾公社时期的贫困问题对于准确理解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贫困问题和扶贫战略的变迁具有重要意义。1978年中国首先在农村开始市场化取向的经济改革。改革的目标是以比较优势战略取代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核心是市场化，是以市场机制取代传统赶超战略下形成的计划机制。从逻辑上讲，比较优势战略要求的是完全竞争的市场体系，这种市场体系不但可以实现静态和动态的经济效率，而且可以真正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有利于缓解和消除贫困。事实上，1979—1985年这10年间，确实是中国农民收入增长最快的一个时期，也是农村贫困人口发生率下降幅度最大的时期。农民收入从1978年的133.57元增加到1985年的397.06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增长1.6倍，年增长率为14.9%。应该说，这一时期反贫困的成功主要受益于农村经济的普遍快速增长，其基本推动因素：一是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家庭承包制度，消除了长期阻碍农村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二是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政府收购价格，减少了公社时期农业剩余的转移和流出，从宏观上改变了农民在利益分配结构中的不利地位；三是合理配置农业资源，区域比较优势的发挥提高了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和利用率；四是乡镇企业的发展创造了大量农村就业机会；五是大幅度增加化肥、柴油和农电的供给量，提高了现代生产要素的投入水平。谢国力（1988）和林毅夫（1994）分别对此进行了定量分析估计。谢认为，1978—1985年农产品提价增加的收入占此时期农民新增收入的15.5%。林认为，由于农村实行土地家庭承包制和提高主要农产品收购价格，1978—1984年农作物总产值以不变价计算增加了42.23%，其中土地家庭承包制改革的贡献率是42.2%，农产品提价的贡献率为15.985%。 但是1986年开始，农村贫困缓解趋势发生逆转。这一年农村贫困发生率（15.5%） 分别高于1985年（14.8%）和1987年（14.3%）。根本原因在于前一阶段农村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以土地家庭承包为核心的农村经济改革于1983—1984年已基本完成，其边际效应释放殆尽。在间接干预失灵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开始了扶贫开发———针对贫困人口、贫困地区的直接政策干预和项目干预。最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