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江平原气候变暖的进一步认识 最高和最低气温的变化.docVIP

三江平原气候变暖的进一步认识：最高和最低气温的变化 闫敏华1, 2，陈泮勤3，邓 伟1, 2，梁丽乔1, 2 1. 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吉林 长春 130012；2.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 100039； 3.中国科学院资源与环境科学技术局，北京 100864 摘要：利用三江平原17个站1951－2000年的平均最高、最低气温和气温日较差资料，采用线性倾向估计和几种突变检测方法，定量研究了最高、最低气温和气温日较差变化趋势的空间分布，比较了最高、最低气温变化特征的差异性。结合前期的相关研究结果，对研究区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的三江平原气候变暖过程和成因有了进一步的认识。1975－2000年的变暖时期主要由两个阶段构成：1975－1987年为第一阶段，以夜间升温为主要特征，相对应的是气温日较差明显减小，超过一定面积的湿地开垦是该阶段气候变暖的主要驱动力之一；1987－2000年为第二阶段，以白天和夜间同时升温且幅度相当，气温日较差没有明显的变化趋势为特点，这一阶段的升温是对全球气候变暖同步的区域响应。 关键词：气候变暖；三江平原；最高气温；最低气温；湿地开垦 中图分类号：P4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175（2005）02-0151-06北半球陆地表面最高、最低温度变化研究指出，在1951－1990期间，平均最高气温上升0.28 ℃，平均最低气温上升了0.84 ℃，显示了明显的日夜变暖的不对称性[1]；而在这一期间内，全球陆地表面的最高、最低温度也呈现了相同的变化趋势，但升温幅度却小于北半球[2]。在相同的40年中，中国平均最高气温总体来说略有上升趋势，但不显著，而平均最低气温在全国都呈上升趋势，升温幅度为0.0175 ℃/a左右，平均日较差显著减小，幅度为-0.0131 ℃/a[3]。北京近53年（1940－1992年）的平均最高气温呈下降的趋势，而平均最低气温和平均气温却呈显著上升趋势，上升幅度分别为0.0333 ℃/a和0.0115 ℃/a，温室效应被认为是引起北京变暖的因素之一[4]。上海113年（1880－1992年）的平均最低气温和平均气温虽然都呈显著的上升趋势，但前者的增温率0.0136 ℃/a远高于后者的0.0086 ℃/a，这一特点表明最低气温对于温室效应加剧的反应更敏感[5]。已有的最高和最低气温研究多在全球、半球或国家区域尺度上进行，而对受人类活动（如大规模改变下垫面性质）强烈扰动的中小尺度的典型区域的相关研究尚不多见。 位于黑龙江省东北部的三江平原（43°49′55″～48°27′40″ N，129°11′20″～135°05′10″ E）是中国具有代表性的高强度的农业开发区。自1956年开始，以草甸和沼泽湿地为开垦对象，进行了至少三次大规模的农业开荒浪潮。1949年，三江平原的湿地面积是5.34万km2（占平原面积6.67万 km2的80.1%），耕地面积仅为0.79万km2；而到2000年，湿地面积仅剩0.91万km2，与1949年相比减少了80％以上，而这时的耕地面积已超过4万km2，三江平原已成为国家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以往对三江平原气温的研究仅限于平均气温、积温和涉及霜冻灾害的最低气温的研究[6~10]。平均气温的研究结果显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三江平原明显变暖，升温幅度远大于全球的平均水平[8~10]。目前还未系统地开展对农作物质量、产量及其有机体生长过程有重要影响和能反映温室效应加剧程度的最高、最低气温和气温日较差的气候诊断分析研究。 本文利用三江平原17个站的平均最高、最低气温和气温日较差资料，重点研究最高、最低气温的变化特征及其变化的差异性，认识气温日较差的演变规律和趋势，探讨20世纪70年代以来三江平原气候变暖的成因，尤其是土地利用方式变化、温室效应等因素的影响作用。本文的研究结果对进一步定量认识三江平原变暖过程，揭示高强度人类活动典型区日、夜气温变率强度差异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并可以为区域农业布局和未来区域经济发展决策提供相关的科学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 选取1951－2000年三江平原17个站的月平均最高、最低气温和气温日较差作为基础研究资料。分别求取17个站上述各要素的和区域平均的春（3～5月）、夏（6～8月）、秋（9～11月）和冬季（12～2月）及其年平均的时间序列作为主要研究分析资料。 1.2 方法 1.2.1 线性趋势估计 用最小二乘法估计气候要素时间序列的线性倾向率[11]；用累积距平法判断气候要素长期显著的演变趋势及持续性变化[11]。 1.2.2 突变检测 采用Yamamoto法[12, 13]、累积距平法和Mann-Kendall法[13]对气候要素时间序列进行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