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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元代篆刻家朱珪
朱珪,对于今天的印人来说,已经是一个相当陌生的名字。作为元代印人,他是否能被称为文人篆刻家?他是象元初赵孟頫、吾衍那样只能篆印稿而不能操刀刻印呢?还是象元末王冕那样已能自书自刻?他的存在究竟具有何种意义?本文希望通过对这位被今日印坛遗忘的元代篆刻家的研究,将我们以往认识的明清流派印章的若干概念,上推至元代。
我曾于《元明清印论发展史》①中认为:“元代以赵孟頫、吾衍为代表的士大夫文人,于印学的最大贡献,是在理论上确立了以汉印为正宗的审美观。……赵、吾之前未曾有人提倡汉印,更未能认识汉印的质朴美。因此,元代印论虽局限于篆印的篆法和章法,但却在汉、魏印章与明清篆刻艺术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当我们研究有关朱珪的资料时,首先应该注意的是朱珪的师承、艺术实践和印章审美观。笔者以为这是从有限的资料中审度早期文人篆刻家所不能忽视的。
明人汪砢玉撰《珊瑚网》卷十一曾载元代著名文学家、书法家杨维桢〔1296—1370〕为朱珪所书《方寸铁志》全文。又载元代著名文学家顾瑛〔1310—1369〕(又名顾德辉,字仲瑛、阿瑛、完璞,号玉山隐者、金粟道人。)所作赞颂朱珪篆刻的诗及题跋;以及同期学者文人天台元鼎、河南陆仁、淮海秦约、陇右朱经、钱塘陈世昌、云间陆居仁〔?—1368〕(元诗人、书法家)、武夷钱惟善等所作赞美朱珪的诗、颂、铭,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即以上面所举材料作为基础而展开。
一、朱珪其人及其印章审美观
关于朱珪其人。清初周亮工《印人传》所记印人以文彭为始,未载元人,清汪启淑于乾隆54年(1789)作《续印人传》,清末叶铭之《再续印人传》,均续补前传所不及收者,未前推至元代,故亦不载,而叶铭于宣统二年(1910)再辑《广印人传》时,却收入了朱珪,并列为朱姓第一人。《广印人传》曰:
朱珪字伯盛,崑山人。从吴叡授书法,凡三代金石靡不极意规仿。秦人“疢疾除永康休万寿宁”九字玉印旧藏伯盛家。倪云林尝赠以诗。详《名迹录》。
如果仅从这段资料看,朱珪这位印人似乎只是一位书法家藏印家,而并未提到他刻印的情况。
然而从杨维桢《方寸铁志》及顾阿瑛等人的有关文字中,我们却可较为清晰地勾勒出他作为一位篆刻家的形象来。《方寸铁志》开头写道:
吴门朱珪氏,师濮阳吴睿大小二篆、习既久,尽悟《石鼓》、《峄山碑》之法。因喜为人刻印,遇茅山张外史,外史锡之名‘方寸铁’。……(按:张外史即张雨〔1277〕—1348),字伯雨,自号句曲外史,杭州人,元代著名书画家,文学家。)
又陆居仁诗赞:
袖里昆吾一寸铁,江南碑刻万家文。
顾阿瑛也说:
“又以赵松雪白描桃花马图,求勒于石,精妙绝世,大舍松雪笔法,惟其不得从游于松雪之门,使矛绍之专美于今世。”
从杨维桢以及上述元人的笔下,我们得知朱珪曾师承吴叡学大小篆书,并深得其三味。因喜刻印,并善刻碑版乃至白描图画,名满江南,张雨赠其名“方寸铁”,即嘉其善于刀刻。应该强调指出他的书法是他操刀如神的重要基础,诚如陆仁在《方寸铁铭》中所赞誉的那样:
张(指张旭)得于舞剑,庖丁得于解牛,吾知朱君得于书,而悟方寸铁之旨矣。
朱珪的老师吴叡(1298—1355)一作吴睿,字孟思,号雪涛散人,杭州人,为元初著名印论家、书法家吾衍的弟子。吴叡善篆、隶,于印学也颇有研究,辑有《吴孟思印谱》,又称《汉晋印章图谱》。他是否善刻印,资料尚不充足,但朱珪从其学,显然曾接受了由吾衍、吴叡一脉相承的宗汉印章审美观。关于此,我们可在顾阿瑛的跋文中窥及,他写道:
伯盛朱隐君,余西舜草堂之高邻也。性孤洁,不侫于世,工刻画及通字说,故与之交者皆文人韵士。予偶得未央瓦于古泥中,伯盛为刻“金粟道人”私印,因惊其篆文与制作甚似汉印。……
“隐君”即“隐士”,顾阿瑛亦自署“玉山隐者”。不难分析,朱珪在顾阿瑛心中,正是一位元代后期典型的文人“高士”。他小隐
于市,性格孤傲,却因有丰富的文学知识而与文人交游。而最值得我们注目的是顾阿瑛惊叹朱珪为自己刻的“金粟道人”一印,“其篆文与制作甚似汉印”。也就是说顾氏发现朱珪的艺术表现、及印章审美观,与自己喜爱汉印的情趣不谋而合。这不禁使人想起了关于王冕(1287—1359)的类似轶事。元末刘绩《霏雪录》中写道:“山农用汉制刻图书,印甚古,江右熊□中笥所蓄颇多,然文皆陋俗,见山农印大叹服,且曰:天马一出,万马皆暗,于是尽弃所有。”这些史料告诉我们,顾阿瑛、朱珪、刘绩、王冕和那位熊□所代表的元末士大夫文人,都已经普遍接受了赵孟頫、吾衍所提倡的汉印审美观。要之,这方“金粟道人”印不仅神采逼似汉印,而且从“篆文”到“制作”集写、刻于朱珪一人。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金粟道人”印所用的印材,即那方汉瓦残块。应该说它的性能松脆,是非常接近于“花乳石”的。这种印材的尝试,在当时来说显然是一种进步。由于是以汉瓦刻具有汉味的印章,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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