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信息结构与公司治理.DOCVIP

文化、信息结构与公司治理 摘要：在布瓦索（2000）信息空间的启发，本文尝试探讨文化对信息建构和信息分享（扩散）的影响，希望能够在“意义”（文化）与“有形对象的研究”（信息） 之间的研究架起桥梁，阐述不同信息结构的信息特征对公司治理的规约。本文认为，不同文化模式会因其不同程度的信息“编码、抽象和扩散”产生不同信息结构和信息不对称性，这些会影响公司治理模式。在此框架下，我们还进一步阐述中国公司治理的文化因素。 关键词：文化 信息结构 公司治理 显然，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承认文化对于经济绩效的显著影响。但是，在大量分析中，却很少能将文化这一维度正式纳入经济分析框架中，更多的是把文化视为剔除众多影响经济绩效要素后的“余量”来解释。当然，如果从传统意义上将文化看作一种社会结构和功能的表达，经济学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工具对这种具有“主体间性”的文化结构进行分析；但是，如果将文化看作一种历史发展的模式化的认知和秩序，是一套如克拉克洪所定义的禁止或调节某种行为的认知变量，经济学也许能够建立对文化的分析框架。其实，正如下文将会谈到，从认知模式角度阐述文化与个体行为关系是近年来制度经济学家试图将文化引入制度分析的重要研究领域。沿着这条分析理路，在布瓦索（2000）信息空间的启发，本文尝试探讨文化对信息建构和信息分享（扩散）的影响，希望能够在“意义”（文化）与“有形对象的研究”（信息） 之间的研究架起桥梁，阐述不同信息结构的信息特征对公司治理的制约。本文认为，不同文化模式会因其不同程度的信息“编码、抽象和扩散”产生不同信息结构和信息不对称性，这些会影响公司治理模式。在此框架下，我们还进一步阐述中国公司治理的文化因素。 文章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回顾了相关文献；第二部分是本文的理论框架。在这一部分，基于相关假设，我们建立了文化与信息结构的关系，并进一步探讨信息结构特征；第三部分论述了文化差异与公司治理；第四部分探讨我国公司治理模式的文化因素；最后是文章结束语。 一、文献回顾 近年来，鉴于文化对经济绩效和制度变迁的重要影响，经济学家一直寻求合适的工具将文化纳入经济学的分析领域。由于新制度经济学较为成功地将制度纳入主流经济学的分析体系中，许多新制度经济学家也尝试将文化放在“制度”的范畴下进行研究。North（1990）将制度定义为“由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制约和实施这些制约的特性所组成”，并认为“惯例、习俗、传统和文化被我们用来代表非正式规则或制约”。可见，North的制度概念包含文化。当然，正如韦森（2002）指出的，广义的社会制度与文化在社会过程中基本是同构。但是，这样将制度外延扩大并不能解决主流经济学对文化分析的工具缺失，新古典语境根本无法诠释这种具有某种“理性不及”的文化行为。这使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经济学总是将许多无法解释的现象归结为“复杂的文化因素”，文化成了承载各种复杂信息的“黑箱”。于是，如何打开这个 “文化黑箱”便成了当代经济学前沿的重要命题，也是经济学试图拓展其解释外延的重要进展。当然，文化的确蕴含着十分复杂的因素，从经济学的角度，我们或许仅能对其进行局部的解构，不能期望完全窥探“黑箱”中所有变量。 North（1983）在早期的工作中，仅仅借助库恩“范式转变”来描述“意识形态”的变化，并未涉及“意识形态”产生的原因及其变化的动态过程。随着认知科学的发展，North（1993）尝试运用认知心理学中的“共享心智模型”（shared mental model）来描述“意识形态”。North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共享心智模型”，它由群体中的所有个体所拥有，提供个体对于环境的解释、描述和预测的认知机制。在North看来，心智模型是由个体认知系统创造的对环境进行解释的内在“再现”（Representations）机制；制度是由人们创造的对环境进行建构或建立秩序的外在机制。North进一步强调上述的“心智模型”和“制度”都构成了人类在社会互动中对于环境建构不可或缺的生成机制（North，2001）。North进一步阐述，上述两种机制的演化以及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将是新制度经济学今后工作的重点领域，也是打开 “文化黑箱”将“意识形态”等文化因素纳入制度分析的重要途径。针对主观心理等文化因素对于制度变迁的影响，青木昌彦（2003）引入了主观博弈模型，将制度视为共有信念的自我维系系统，是主观弈均衡的概要表征（Summary representation）。可见，青木昌彦的制度概念也包含了许多文化因素。该主观博弈模型十分强调参与人文化认知模式对于环境预期的作用。 沿着这个思路，基于个体认知（学习）的博弈学习理论便成为经济学的研究重点（Fudenberg，2002）。传统的博弈理论往往无法解释“共同知识”的发生以及多重均衡的选择问题。博弈学习理论的研